的参与者中，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冲出工作间去报告有人发病，甚至远在病人不出声之前；在那些认为还有4个人也听到这些发作的参与者中，只在百分之三十一的人动了。后来，当问及学生说，别人的在场是否影响到他们的反应时，他们都说没有；他们真的没有意识到其巨大的影响。

    巴利和拉塔内现在对克尤公园现象有了令人信服的社会心理学解释了，他们把它叫做“旁观者介入紧急事态的社会抑制”，或者，更简单地说：“旁观者效应。”正如他们所假设的一样，正是因为一个紧急情形有其他的目击者在场，才使得一位旁观者无动于衷的。对旁观者效应的解释，他们说，“可能更多的是在旁观者对其它观察者的反应，而不太可能事先存在于一个人‘病态’的性格缺陷中。”

    他们后来提出，有三种思想过程在支撑着旁观者效应：当着别人的面采取行动的犹豫，除非人们知道帮助或者别的什么行动是合适的；感觉着其他不动的人可能理解这个情形，即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最重要的是，“责任的分散”——即一种感觉，由于别的人都知道这个紧急情况，一个人自己得采取行动的责任就减轻了。后来由拉塔内、巴利和其他一些研究者进行的其它一些实验也证明，根据旁观者是否能看见其它的旁观者，是否被别人看见，或者完全知道有其他人，那么，这三种思想过程中的这种或者那种就会起作用。

    巴利和拉塔内实验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并激发人们进行了大量类似实验。在接下来的十多年时间里，在30座实验室里进行的56项研究把明显的紧急情形提供给了总数为近6000人的不知情实验受试者，他们要么是孤身一人，要么还另有一人、几人或者很多人在场。（结论：旁观者数量越大，旁观者效应越明显。）各个阶段的紧急情形有许多种：隔壁房间里一阵巨响，然后是一女士的呻吟；一位穿着整齐的年轻人拿着一根手杖（或者，有时候换成一位浑身脏兮兮、满口酒气的年轻人），他在地铁车厢里突然摔倒了，挣扎着爬不起来；表演出来的偷书情形；实验者本人晕倒等等。在56项研究中的48项中，旁观者效应都明确地表现出来；总起来说，当一项紧急情形出现时，如果只有一个人在场，则有约半数的人会伸手相救；如果知道有其他人在场，则只有百分之二十二的人会相助。由于这个总计结果只有不到五千一百万之一的偶然可能，旁观者效应就成了社会心理学中最为确定的假设之一。由于已经彻底确立，其效应在许多种情形之下进行过单独的测量，因此，最近几年，它已经不再是许多研究的课题，成了一件定案。

    然而，总体上的助人行为研究——有利于或者不利于非紧急情形之下的助人行为的社会及心理学因素——还在不断大量地进行着，直到80年代，最近才算告一段落。助人行为是亲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在理想主义化的60年代，它开始替代社会心理学家战后对进攻行为的大力研究；它今天仍然是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在社会心理学中还有许多其它的定案。这里是一些非常著名的例子，每种定案里面都有一两个重要发现：

    想法转变（或说服）：自信心很差的人比自信心很强的人更容易被说服……人们更容易受到一位权威人士所说的话的影响，如果一个人不是权威，人们就不太注意他说的同等甚至说得更好的话……他们还更容易被一些道听途说的话所说服，而不太相信人们告诉他们的话，也容易采取被引诱出来的行动（如在弗斯丁格的认知失谐实验中一样），而不愿根据逻辑推理采取行动。

    偏见：当人们被分配到或者属于某个小组时，通常他们会认为这个小组比别的小组要好些，以便可以保持其自信和积极的自我形象……人们会假设，其他一些与自己共用某种品味、信仰或者态度的人，在其它一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