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也会跟自己一样，而那些与自己在很多话题上意见不一的人，在其它方面可能也跟自己不一样……在敌对或者竞争集团中的人们之间对彼此都有一种厌恶，如果他们必须为某个对双方都有好处的目标而进行合作时，这种厌恶会得到某些消解。

    小组集体决策：小组会比单独一个人作出更加冒险或者更为保守的决定，主要是因为集体讨论和公开表达意见，会使一些人采取比独自一人时更为极端的立场……小组比单独一人完成任务好些时，是指那些需要把每个人的努力加起来的任务，而不是指只有一个正确解决办法的任务；在后者的情况下，如果一个人提出一个方案，但没有得到至少其它一个人的支持，小组可能会抛弃这个正确方案……在一些组织起来解决一个具体问题的小组中，有两个人是最为重要的：一是任务专家，他说得最多，他主意最多，并作为领导人看待。还有一个是宣传鼓动家，他做很多的工作来促进和谐与士气增长。

    这个单子可以一直开下去，可是，我们已经看到足够多的例子了。社会心理学家在他们很短的专业历史中已经很热情地担当起，后来又放下了一大批的课题分类，有某些情况下是因为他们发现他们的假设有问题，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是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解决掉了这个问题，并已增加到对人类本质和人类行为已经接受的知识体之中。

    对这些已成定案的许多例子，特别是上面详述的三个例子以及以它们引发的数百个研究来说，一个共同的因素是使用了精心构思的假研究目的。在对人格和发育进行的实验研究中，或者在今日心理学的大多数领域中，几乎都没有过这类的东西，可是，在许多年里，假目标研究实验一直就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本质。

    在纽伦堡审判之后的许多年后，对在人类受试者不知情或者不同意的情况下进行人体实验的批评与日俱增，而由生物医学研究者和社会心理学家进行的欺骗性实验也受到了严重攻击。米尔格莱姆服从实验受到特别攻击，不仅是因为它在没有事先警告的情况下给人们施加痛苦，而且因为它可能会给这些人造成长期的心理伤害，因为这些实验揭露了他们自己身上一些可恶的方面。米尔格莱姆对这些批评表示“万分惊讶”，他请以前的一些受试者谈谈他们对这次经历的体会，并报告说，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说，他们很高兴参加过这次实验，百分之十五的人持中立态度，而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很遗憾自己参加过这样的实验。

    可是，在声势不断浩大起来的人权运动时代，从道德上反对这类研究的人获得了胜利。1971年，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采纳了一些规定．对研究批准计划进行资格审查，这极大地束缚住了社会心理学家和生物医学家，使他们不能自由地进行利用不知情者的试验。1974年，这个部门更加收紧了这些规定；人不准在没有自己的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在自己身上做任何事情的权力弄得非常之严，这不仅使米尔格莱姆类型的实验过程无法实现，而且使许多对人体相对无痛苦和非常温和的、依靠隐瞒实情才能进行的实验也无法进行了，因此，许多社会心理学家放弃了一系列非常有趣但好像再也无法进行研究的课题。

    来自科学界的抗议自70年代开始越来越高，到1981年，卫生及人类服务部（前身为卫生、教育及福利部）多少放松了一些限制，允许在人类实验中有较少的隐瞒和保留信息措施，但必须是对“受试者造成最小的风险”，除开这些以外，研究“不能实际地进行”，而对人类的益处应该超过对受试者造成的风险。“风险-益处”计算必须在一项研究提案被认为是可以合法进行之前，交由一个评估委员会进行评估，这种计算已经允许进行隐瞒研究——不过，不能进行米尔格莱姆式的实验——一直进行到目前。在所有社会心理学实验当中，有一半以上是利用了隐瞒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