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年之后，又看到你们来继续听讲，我非常高兴。去年演讲的主题是用精神分析解释过失和梦；今年我想要使你们约略懂得神经病的现象，这种现象和梦及过失有很多相同之处，那是你们不久可以明白的。但在没有开讲之前，不得不声明今年演讲的态度须与去年有所不同。去年我每进一步，总先求得你们的同意；故意多和你们辩论，听任你们诘难，总之，以你们“健康的常识”为取决的要素。现在可不能如此了，理由很简单。过失和梦是大家所熟悉的现象；你们对于这些经验的丰富不亚于我，或者即使没有这种经验，得到也不很难。至于神经病的现象就不是你们所熟悉的了；你们不是医生，除了听我报告之外，别无可以和这些现象接触的机会；对于讨论的主题既一无所知，你们即使善于判断，又有什么用呢？

    然而，可不要因为有此声明，就以为我将以权威者的态度演讲，只许你们无条件地接受。假使你们有此误会，那就太冤枉我了。我决不要你们迷信——我的目的是要引起研究的兴趣而打消成见。你们如果因为对于神经病尚无所知，还没有判断的能力，那么你们暂可不必相信，也不必抗辩。你们只须静听，使我所讲的话逐渐在你们心里产生效果。信仰是不易求得的，否则不劳而获，也必很快失去价值。你们对于神经病不像我有多年的研究而有新奇的发现，所以没有对这些问题表示信仰的权利。然而我们在学问上不必易于相信，轻于评判，而妄持异议。你们岂不知道那种“一见倾心”的爱都起源于一种很不同的感情的心理作用吗？我们也不需要病人信仰精神分析而加以拥护。因为过度的信仰反而使我们产生疑虑。我们最喜欢你们抱着合理的怀疑主义。因此，我希望你们也让精神分析的概念静静地在你们心内发展起来，寻找机会与一般的或精神病学的见解互相影响，以组成一种坚定不移的意见。

    反过来说，你们可不要假定我所讲的精神分析的观点是一组仅凭玄想的观念。其实，这个观点是经验的结晶，或根据于直接的观察，或根据于因观察而得的结论。至于这些结论是否妥适可靠，那就要看这个学科将来的发展而定；我既经过了二十五年的研究，现在也算上了年纪，可以不客气地说，这些观察的工作都是特别艰难，困苦，而专心致志的。我常常觉得，我们的批评家不愿讨论我们理论的基础，好像这个理论都仅由主观而得，所以大家可以任意指摘。这个批评的态度，我可不能谅解。这或者是由于医生对于神经病人不加注意，也不留心倾听他们的诉述，所以不能作周密的观察而有所发现。我想乘此机会告诉你们，在这些演讲里，我将不提起个人的批评。有人说：“辩论是真理之源”，我还不能以此话为然。我以为此话源出于希腊诡辩派的哲学，而诡辩派则错在过分夸张辩论术的价值。我以为所谓科学的论辩大概没有多大效果，更不要说论辩时几乎总是纯持私见的。我生平也曾作过一次正式的科学辩论，对手是慕尼黑大学的洛温费尔德，结果我们结成好友，直到今天。这许多年来，我却不敢再作这种尝试，因为谁能保证辩论之后能有同样的结局呢？

    我既然这么公开地拒绝讨论，你们必定以为我太固执而不虚心了。如果你们有此见解，我可以答辩如下：假使你们由于苦心的研究而得到一个信仰，你们也必定因此有作坚决主张的权利。在我则还可以说，自从开始研究以来，我已屡次修改了我的见解的要点，或删或增，无不照实刊布。这种坦白的态度换得了什么结果呢？有些人不管我自己已否修正，今天仍然根据我的已往见解，无的放矢。有些人则讥评我善于变化，且诋毁我不足信赖。屡改其说的人自然不值得信赖，因为他最后修正过的学说也许仍不免于错误；然而坚持己见，不愿让步的人，又难免被认为固执而不虚心，难道不是这种情况吗？面对这种矛盾的批评，只好自行心之所安，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