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讨论些什么，那是你们知道的。当我承认精神分析疗法的效力主要有赖于移情或暗示的时候，你们曾质问我，为什么不利用直接的暗示，从而又引起下面的这个怀疑：就是，我们既承认暗示占如此重要的地位，那还能担保心理学发现的客观性吗？我曾允许你们对此事作一完满的答复。

    直接的暗示乃是直接授以抗拒症候的暗示，是你的权威与病的动机之间的一种斗争。在这种斗争中，你不问这些动机，只要病人压抑它们在症候中的表示。大概地说，你是否置病人于催眠之下，那是毫无区别的。伯恩海姆以他的敏锐眼光，一再以为暗示乃是催眠的实质，而催眠本身则是暗示的结果，是一种受暗示的情境；他喜用醒时的暗示，这种暗示和催眠的暗示可达到同样的结果。

    我现在究竟先讲经验的结果，还是先作理论的探讨呢？

    请允许我们先讲经验。１８８９年我前往南锡拜访伯恩海姆，成为他的一个学生；将他的关于暗示的书译成德文。好多年来，我都用暗示的治疗，先用“禁止的暗示”proory suggestions，后来则与布洛伊尔的探问病人生活的方法结合使用；因此，我就可以根据各方面的经验来推论暗示或催眠疗法的结论了。据古人对于医学的见解，一个理想的疗法，必须收效迅速，结果可靠，而又不为病人所厌恶；伯恩海姆的方法符合其中的两种要求。此法收效较分析法迅速，且不使病人有不快之感。但由医生看来，终嫌单调；因为它对于无论何人总是用同样的方式，以阻遏各种不同症候的出现，但不能了解症候的意义和重要。这种工作是机械的而不是科学的；有江湖术士的意味，但是为病人计，到也不必计较。就理想疗法的第三个条件而言，催眠法可绝对失败了；因为它的结果并不可靠。有些病可用此法，有些病则否；有些病用此法大有成效，有些病用此法则收效甚微，至其原因，则不可知。更可憾的是治疗的结果不能持久；过了些时候之后，你若再和病人谈及，又会旧症复发，或易以他症。那时或可再施行催眠。然而背后有经验者会警告病人，劝他不要因屡受催眠而失去自己的独立性，反而嗜此成癖，好象服用麻醉药似的。反过来说，催眠法施行之后，有时也能符合医生的期望；用最少的劳力能收完全治疗之效；但收效的条件仍未能理解。有一次，我用短时间催眠的治疗，完全医好一病，病人是一个妇女，她忽然无缘无故地对我忿恨，结果病又复发；后来，我与她和解了，医好了她的病，可是她又对我恨之入骨。还有一次，我有过下面的一个经验：病人也是一个妇女，她的病非常顽固，我曾再三解除了她的神经病的症候，当我正在施诊的时候，她忽然伸臂环抱我的颈项。无论你喜欢与否，既发生了这种事件，我们便不能不研究关于暗示性权威的性质和起源了。

    关于经验方面已略如上述；可见丢掉直接的暗示，未必不能代以他种方法。现在联系这些事实稍加诠释。暗示法的治疗要求医生的努力要多些，而要求病人的努力则少些。这种方法和大多数医生一致承认的对神经病的看法不相违反。医生对神经过敏者说：“你没有什么病，只是患神经过敏；所以我在五分钟内说几句话，就可使你的一切病痛完全消除。”然而一个最低限度的努力，不用什么适当方法的帮助，就能治好一个重症，这与我们关于一般能力的信仰未免太不相容了。假使各种病的情境可以互相比较，那么由经验看来，这种暗示法绝对不能治好神经病。但我也知道这个论点并非无懈可击；世上忽然成功这一类事情也是有的。

    根据精神分析的经验，催眠的暗示和精神分析的暗示有略如下述的区别：催眠术的疗法想要将心中隐事加以粉饰，而分析法则在暴露隐事而加以消除。前者在求姑息，后者在求彻底。前者用暗示来抵抗症候，它只增加压抑作用的势力，并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