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的一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没有后代，正如我们的子女没有先辈一样。

    那导致整个社会产生了如此迅猛变革的情境，在人类能够预见的未来，将不会再度以如此剧烈的方式出现。一旦我们有一夭发现，这个地球除了人类以外，其他任何生灵都已无法生存，那么，每一个人都将负有不可推缷的责任。我们一旦以削瘦的肩担负起整个世界生存的重任，就将无法摆脱这种沉重的责任感。年轻人将会满怀希望地引导自己的子女适应各种变化。但是，长辈的前途却难以如此乐观。正是因为代沟现象是这样的独特（完全可以将其称之为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景观），长辈不仅和其后来的年轻一代格格不入，而且也和先前的每一代人迥然不同。

    这种距离感，这种和其它各代成员缺乏生活交往的感觉，有时会以十分怪诞的方式体现出来。1968年，一群会聚于乌普萨拉的美国牧师同一些在瑞典避难的年轻的美国拒服兵役者进行了交谈。此后，在调查报告中他们深有感触地写到：“我们真不敢相信这些人是我们的孩子。”他们无法相信这些年轻人和他们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但是，经过长时间的交谈之后，他们不得不说服自己相信：事实就是如此。竟然有人会逃离美国——这块被以往的欧洲受难者视为天堂的土地，确实使人难以置信。这些美国收师们简直想说，只有借助一种类似血型鉴定的过程，才能证实这些美国青年的精神血统。

    在大多数有关代沟的讨论中，人们总是强调年轻一代的异化，与此同时完全忽略了他们长辈的异化。评论家们忘了，真正的交流是一种对话，而今天参与对话的双方却缺少共同的语言。

    我们知道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长大的、操不同语言的人彼此沟通是十分困难的。比如，一位中国人和一位美国人进行交流。不仅他们的语言各异，而且他们的经历也截然不同，这一切都将阻碍人们彼此间的理解。但是，如果交流者愿意学习对方的语言、探究两种文化的基本前提，那么就有可能找到一条交流的途径。这能够办到，但人们往往没有去做。

    当交谈者分别来自两种不同的文化，但却说同一种语言时——诸如说英语的美国人和英国人，说西班牙语的西班牙人和拉丁美洲人，交流将更加困难、更加令人难以捉摸。只有当交谈的双方都意识到，他们说的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两种语言（这两种语言中“同样的”词意义却不尽相同，有时甚至可能大相径庭）时，真正的交流才能实现。除非他们愿意聆听、发问，他们才能够开始交谈，开始推心置腹地畅谈。

    这也同样是存在于两代人之间的一个难题。一旦这深不可傎、史无前例的世界性代沟成为确凿的事实，在新、老两辈人之间仍然可能再度实现心灵的沟通。但是，如果成年人中有谁认为，象那些年长的教师和自己的父辈那样，他能够反躬自省，用自己的年轻时代去推测、理解他们眼前的年轻人，那他将是可怜的落伍者。

    但是，大多数长辈却仍在这样做着。父亲送儿子去学校接受新的思想，老一辈科学家送他们的学生到他人的实验室去研究新的课题，……他们将教育青年人的权利授予他人，丝毫未能改变事情的本质。这不过意味着父母和教师仍然继续求助并喻学习的基本机制。在并喻文化中，父母放弃了教诲自己子女的权力，希望他们去向其他成人和知识较多的同龄伙伴学习。即使在我们期待着能够有所发现和创新的科学领域，学生们也在学习陈旧的范例，年富力强的青年科学家们在接受旧有知识的同时，力图填补空白。在科学发现加速增长的今天，老一代很快被淘汰了，接替他们的是年龄稍轻的同事，但是，他们仍然握有实权。

    从最为深刻的意义上来说，现在一如过去，长辈仍然处于权力控制的中心。部分归咎于他们仍然具有支配的权力，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