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未认识到，和年轻人开始一场新的对话的条件尚不成熟。

    有这样一些人，作为教师，他们十分喜欢早先的那些学生，令人可笑的是，现在恰恰正是这些人感到代沟是不可逾越的，他们觉得他们对教育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遭受了那些不肯按步就班的学生的愚弄。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信仰危机的境地，人们不仅失去了对宗教的信仰，而且也失去了对政治和科学的信仰。人们感到，正是它们剥夺了人类的安全感。我想，如若追溯这一信仰危机的缘由的话，那么，它至少可以部分归咎于这样一个事实：现在，已不存在比年轻一代本身更能了解他们所经历的一切的长者。 C·h．华汀顿曾经假设，人类的进化和选择能力部分地源于小孩子从长辈那里获得允许去评判是与非的能力。而小孩子接受是与非的划分标准，完全是他对双亲身份过于依赖的结果。对于承认孩子们来说，父母总是那样的可信、可畏、可爱，他们操持着孩子们的整个生活。但是，今天的长辈却无法再向年轻一代提供确定无疑的道德规范。

    是的，在世界的许多地方，父辈仍然依靠着一整套前喻文化的价值规范生活。孩子们能够从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父母身上获悉，世界存在着毋庸置疑的绝对规范。人们总是希望那些绝对的价值规范能够、而且应当重新建立，伴随着这一期望，孩子向父母获取绝对规范的学习就能够一直延续到日后的经历中去。在不久以前前喻文化的崩溃之际，排外主义倾向和宗教、政治运动最为鼎盛；但在那种希望有秩序的变革最好能够不超越一整套高度抽象的固定价值的文化中，却很少会酿就这类运动。

    西方老牌工业国家在自己的文化假设中吸收了不经革命的变革观念，即通过发展新的社会技能去解决由经济变化和技术进步带来的种种问题。在这些国家中，人们倾向于把过时的东西视之为一种遗存，对其喜好抑或厌恶当视具体的情况而定。英国那些负责将文件送往法国的信使，在信件已经能够通过邮局寄送以后，还继续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还是英国，那里的议会政府取代皇室作为权力的象征之后，威严的皇室仍然和议会政府并存于世。在瑞典社会中，有关性行为的最现代的法律条文也和正统教会最僵死的绝对道德戒律并行不悖。

    与此相似，在美国，既有人坚定地信奉方兴未艾的变革（人们把这种变革解释为一种进步），也有人继续求助于各种形式的专制主义。既有将关于正确与否的独断论作为基本信仰的宗教派别和政治团体，也有从来就是人类社会、政治和智力发展远景的乌托邦社区。虽然我们竭力地鼓吹人人生来平等，但种族歧视现象却依旧随处可见。

    今天，在世界每一个地方所发生的变革都迅猛异常，显得突如其来，而且往往十分剧烈。那些把变革想象为一种井然有序的过程的人们，未免过于幼稚。那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大动荡，往往如火山之潜流，顷刻间升腾爆发，既可能采取革命和反革命相对立的形式（就象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那样），也可能完全倒行逆施，借一种新的形式复辟古代的专制制度——异端邪说者将遭受残酷的迫害、非人的待遇、甚至被活活烧死。今天，那些将自己视为时代前行的光明之炬的年轻一代，以十分复杂的方式反映着人们对传统的专制主义和反专制主义的态度。尽管他们欲图仿效那些能够彻底违背自己所信奉的宽容和相对的宗教价值观去对待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信条的佛教徒，但是，他们的行为有时却和不允许有任何异念的专制制度对待异教徒和怀疑者的态度相差无几。

    为什么我必须睡觉？为什么我必须吃蔬菜？为什么我不能吮吸手指？为什么我必须去念书？对孩子们提出的这些问题，有的父母至今仍然加以简单的训导：因为这么做是对的，因为上帝说应该这么做，或者，因为我说应该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