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问题就是“无条件”利他主义与“有条件”利他主义的相对数量，对蜜蜂与白蚁来说，这个问题已经是解决了的：亲族选择是主要形式，它们的利他行为都属“无条件”，在社会性昆虫中没有伪君子，在更高级的动物中，这一趋势也是主要的，在猴和猿类中，的确只存在对利他者的某种小小的回报，当雄性狒狒争夺首领地位时，他们有时乞求相互的帮助，一个雄狒狒站在它的朋友和对手之间，眼睛在两者之间来回扫视，同时不停地恐吓敌人，在争夺发情的雌狒狒时，这种结盟方式容易排斥掉孤独的雄性，然而，尽管这种合作有明显的好处，狒狒和别的灵长动物中这种协调行动并不多见。

    但是在人类，“有条件”利他主义得到极其丰富的表现。远亲或非亲之间的相互回报是人类社会重要的一环，社会契约的完善，早已打破了严格的亲族选择带给古脊椎动物的局限。通过相互回报的传统习俗，并配之以灵活事变的语言，以及对词语进行分类的能力，人类形成了能加以牢记的契约，文化和文明得以在这些契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然而问题仍然存在，在所有这些契约的上层结构下面，有没有“无条件”利他主义的基石？这种观念使我们回忆起大卫·休谟的有名的猜测，理性是情感的奴隶，于是我们要问：制造这些契约是为了什么样的生物学目的？还有，亲亲相卫的族阀主义有多么根深蒂固？

    弄清楚这些问题是重要的，因为基于亲族选择的纯粹的“无条件”利他主义是文明的敌人，假如人在很大程度上只受学习法则的支配，其情感也只指向亲亲相卫的方向发展的话，世界上就只能有很少的和谐，国际合作将很快达到某种上限，然后就被战争的破坏和经济的斗争所压倒，而基于理性的国际合作的每次上升都会受到抵制，对血和领土的嗜好和需求会成为狂热的激情，理性却受其奴役，我们还可想象到，即使天才人物已发现和充分解释了非理性的进化根源，他还是继续服务于生物学目的。

    对于人的“无条件’和“有条件”利他行为的相对比例，我的估计是乐观的，人似乎是很自私和善于计较得失的，足以不受什么限制地实现更大的和谐和社会的自身稳定。这一提法并不自相矛盾，真正的自私，只要服从哺乳动物的生物性限制，就是产生几乎完美的社会契约的关键。

    我的乐观主又是有证据支持的，这些证据涉及部落主义和种族关系的本质，如果利他主义是纯粹单方面的奉献，亲族和部落的纽带会相应地牢固持久，这种忠诚献身的长链由于不容易或根本不可能打断，久而久之会结成一团，最终使文化纠缠在其中，冉也不能发展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保存中等大小的社会单位，即扩大的家庭和部落，成了至高无上的目的，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一来，明显遭殃的是个人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个观点，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基本的进化理论，让我们设想一个自利的行为谱线，在一端，受益的只是个体，然后是核心家庭，然后是扩大的家庭（包括近亲，祖父母一辈以及别的在亲族选择中举足轻重的成员），然后是群体、部落、酋长国，最后，在另一端，是社会政治的最高单位，在这个谱线中，哪些单位能够从人的社会行为的先天倾向中得到最大好处？为了找到答案，我们可以从一种新的角度来审视自然选择，那些受到最强烈的自然选择制约的单位，那些繁衍和死亡极快并与环境的要求相一致的单位，就会得到它们自身成员的先天行为的保护，在鲨鱼中间，自然选择发生于个体身上，所有的行为都以自身为中心，恰到好处地为单个鲨鱼及其直接后代的福利服务，而葡萄牙水母和其他管水母都组成一大群相互高度配合行动的整体，选择单位则是自己所属的群落，挤塞在胶状的一团里的单个成员几乎是无足轻重的，有的成员缺胃，有的缺少神经系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