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从不繁殖，而几乎所有成员都可以蜕皮再生，与此相比较，蜜蜂、白蚁以及别的群居性昆虫也表现为以群体为中心，只不过在程度上稍微小一点。

    在这生物行为潜线上，人类显然处在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点上，但到底在哪里呢？对于我来说，现有的证据表明，人是相当接近以个体为中心一端的，我们并不在鲨鱼，自私的猴子或猴类的位置上，但我们更接近它们，而不是蜜蜂，人类的个体行为，包括似乎是为了部落和民族的利他行为，都指向达尔文所说的个体及其最近亲属的利益，只是有时其途径非常迂回曲折罢了，最精巧的社会组织形式，剥开其外表，最终是为个人服务的工具，当人的利他主义行为服务于至亲好友时，这种利他主义本质上似乎就是“无条件”利他主义，虽然在程度上远不及社会性昆虫和群居的无脊椎动物，除此而外，其余利他主义行为都属“有条件”利他主义，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我们可以预见，相互矛盾的情感、欺骗和罪责感交织在一起，不断地折磨着人的精神。

    生物学家罗伯特L·特里弗斯和社会心理学家唐纳德·坎贝尔各自独立地作出了同样的直觉的判断，后者没有使用那么多技术性词汇，但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人类利他主义和道德行为的科研兴趣，弥尔顿·戈登在研讨了社会学方面其他大量事例之后，作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人保卫他自己亲族的荣誉或利益，也就是保卫他自身。”

    自我中心主义比整个种族的利益更重要，这一点可以不同程度地处于各种逆境的若干种族的行为中得到最清楚的说明，比如，从牙买加移民到英同或美国的西班牙犹太人，他们根据个人各自的处境，要么加入这个新国家中的犹太团体从而保持自己的犹太宗教信仰，要么完全丢弃自己旧的观念，很快与非犹太人通婚，使自己融入新国家的文化之中。迁徙于圣胡安和纽约之间的波多黎各人更灵活善变。一个波多黎各黑人在波多黎各时，处处表现出自己是黑人少数民族之一员，在纽约时，则表现出自己属于波多黎各少数民族。当他得到在纽约应用积极行动法的机会时，他会强调自己的黑皮肤；但在私下与白人的关系上，他又可能力图冲淡自已皮肤的黑色，总爱说什么他可以讲西班牙语啦，有拉丁文化的传统啦等等，许多受过较好教育的波多黎各人也象上面所说过的那些犹太人一样，干脆砍断与自己民族和宗教的联系，迅速采用新到国家的文化习俗。

    哈佛大学的奥兰多·帕特森已经指出，发生在种族熔炉里的这类行为，在加以恰当的分析以后，可帮助我们对人性自身获得带普遍性的见解，加勒比地区的华人是个很好的例子，作为少数民族，他们的历史类似一个对照实验。仔细检查他们的经历，就能看出某些关健的文化变量影响着对自己民族的忠诚，当19世纪晚期中国移民到达牙买加时，他们得到机会去占领并控制了零售行业，那时存在着一个经济的真空：黑人农民还束缚在以往的以奴隶庄园为中心的农村生活方式中；作为上等阶层的白种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又瞧不起零售行业；本可以干此行道的混血的“有色人种”又急于模仿白人，企图钻进白人的社会经济圈子中去，所以也不愿染指零售业，那些华人数量只占不到百分之一，然而他们在牙买加把零销行业接过来后，却能够大获其利，他们能做到这一点，依靠的是专业经营，同时还依靠对本民族的忠诚和对婚姻的控制，从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这就是，种族意识和对外来文化的排斥态度服务于个人利益。

    20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环境急剧变化，那些华人的民族精神也随之大为改变，牙买加独立后，新的统治集团由各种族的人共同组成，并坚定地维护一种全民的、混成的克里奥耳人文化，现在，对被包围在当中的华人最有好处的，自然是跻身于这种上层集团，他们马上就这样做了。15年不到，他们不再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