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有独立的文化的民族，他们改变了经营的方式，由主要从事批发变成从事超级市场和商业区的建设和经营，他们也采用了资产者的生活方式，投入到克里奥耳人文化之中，不再强调传统的大家庭，而转向核心小家庭，经过这一切发展变迁，他们仍然保持了自己的种族意识，不过，那不是一种盲目的遗传要求。而是一种经济策略，最成功的家庭往往也是同族婚姻产生的家庭，妇女成了财产交换、巩固和保持在不大的家族集团内的工具，由于这种习俗并不妨碍牙买加华人被白人文化方式所同化，这些华人就保持了同族婚姻的习俗。

    在圭亚那，这个南美北海岸的小国（原名英属圭亚那），中国移民面临着一种很不同的挑战，尽管他们有着和牙买加华人同样的背景，他们来自中国的同一地区，由同一代理机构将他们带到殖民地来，但是，在英属圭亚那城镇里，华人发现零售行业早已被其他民族的移民－葡萄牙人－所占据，他们早在上世纪40－50年代就来到此地了，白种统治阶层最偏爱这些萄萄牙人，认为葡萄牙人在种族上、文化上更接近自己，少数华人倒是打入了零售行业，但他们从来没有取得压倒一切的成功，另外一些华人只得进入别的行业，包括政府机关，这些选择中没有哪一种有助于维护民族意识，比如说，在零售商务中，就不可能通过排斥其他种族而获取取最大收益。所以，英属圭亚那的中国移民迫不及待地把自己融入到白人的文化中，到了1951年，他们当中一位目光锐利的观察家，赛希尔·克莱门蒂就这样说过：“英属圭亚那有一个中国所不知的中国社会，这个社会也几乎不知道中国的存在。”不过，“这些华人的成功远远对此作了补偿：尽管他们在总人口中只占0，6％。但在中产阶级中间都有强大的势力，从他们当中产生了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他的名字叫钟亚瑟。

    帕特森及自己对加勒比地区的研究中，以及从别的社会学家所作的相关研究中，总结出三条关于民族忠诚精神和利他主义的结论：（1）当历史状况使种族、阶级、个别成员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总是力图尽可能减小这种矛盾，（2）一般来说，个人总是设法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其余一切利益之上，（3）虽然种族和民族的利益可能暂时占上风，最终，还是社会经济阶层独占鳌头。

    一个人的种族身分所具有的力量和影响，是由他所属社会经济阶层的普遍利益决定的，而这些普遍利益又首先服务于他自己本人的利益，其次服务于他的阶层，最后是他的种族，政治学中有一个叫作“指导者规律”的收敛原理，其主要内容是：一个社会的收入在进行分配时，控制政府的阶层总是最得益的，在美国，这当然就是中产阶级，甚至可以说，所有的机构，从公司到教堂，都是围绕着控制它们的那些人的利益而运转的。人的利他行为，回过头来从生物学的角度看，是有条件的，要找寻无条件因素，我们只得密切观察个人，最多不超过他的子女和少数近亲。

    然而，一个显著的事实是，人的一切利他行为都受到一种强烈情感的支配，即大家都直觉地认为利他行为应该是最无条件的，强求回报被视为对道德的严重侵犯，欺骗、叛变、背教、变节者总是为众人所不齿，荣誉和忠诚总是受到最严格的准则的强化，那些建立在固有的、基本的强化手段之上的规则，看来有可能使人在把自己所属群体的成员作为参照的情况下，接受这些而不是另外一些价值观念，学习规则跟领土扩张行为和仇外心理是相对的，后两者是针对其他集团成员的情感态度。

    我进一步的推测是：建立在学习规则和情感保护基础上的利他主义行为的深层结构，是坚固而有普遍性的，它产生一系列可以预见的反应，这类反应已由技术性较强的一些著作进行了分类，如伯纳德·贝雷尔森、罗伯特·A·莱文、内森·格莱泽尔以及其他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