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日本妇女在性问题上也有着某种自由，出身越是低微，自由就越大。她们一生多数时间必须遵从各种禁忌，但并不忌讳男女性事。在满足男人性欲时，她们是淫荡的；同样，在满足男人性要求时，她们又能克制性欲。女人到了成熟年龄，就会抛开禁忌。如果她的出身低微，其淫荡毫不逊色于男子。日本人对妇女行止端正的要求根据年龄和场合而有所不同，不要求妇女的性格一成不变，不会像西方人一样把妇女简单地分成“贞女”和“淫妇”。

    男人们也同样既有恣意放纵的时候，又有谨慎克制的时候，这些都视场合的不同而定。男人最大的乐趣是跟男人一起喝酒，如果有艺伎侍奉在侧就更加惬意。日本人乐于醉酒，两三杯下肚，就会放开平时的严肃拘谨，喜欢相互倚躺，亲密无间。醉酒者除了极少数“难以相处的人”会发生吵闹之外，很少能看见粗暴行为或者打架。除了喝酒这种“自由领域”，日本男人决不能干别人讨厌的事。如果一个人在生活的重要领域被人指责为讨厌，那就是仅次于日本最常用的骂人话“马鹿”（混蛋）。

    教育方式使日本人的人生观具有两面性，每一面都不应忽视。他们在幼儿期过着娇纵的特权生活，此后在接受各类训练的过程中，他们始终留存着“不知耻”的年代的快乐记忆。他们无需为未来描绘天堂，他们过去就曾有过天堂。他们描绘童年时代所用的是他们的特殊术语，他们说人性本善，说众神慈悲以及做一个日本人无上光荣。这使他们很容易地把自己的道德建立在一种极端观念上，认为人人身上都有“佛种”，死后都能成神。这种观念使他们固执、自信，这是他们不顾自己的能力是否足够就去干任何事情的思想基础，是使他们敢于坚持己见，甚至反对政府、以死证明自己正确的思想基础。有时，这种盲目自信会使他们陷入集体性的狂热。

    六七岁以后，“谨言慎行”、“知耻”这类责任逐渐带着强大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这种压力虽然不是普鲁士式的纪律，却无法逃避。在具有特权的幼儿时代，有两件事情为必须履行的义务奠定了基础：一是父母固执地训练其便溺的习惯和纠正各种姿式，二是父母常常嘲弄孩子，吓唬说要遗弃他。这些经验使孩子们有所准备，能够接受严格的约束，以免被“世人”耻笑、遗弃。他要抑制幼儿时期的无拘无束的冲动———那些冲动并不是不好，只是已不合时宜了。他逐渐进入严肃的生活，随着幼年特权被逐渐否定，他被允许享受成人的享乐，但幼年时代的经验决不会真正消失。他们的人生哲学随时从童年吸取经验。他承认“人情”，这是幼年时代的经验；在成年生活的“自由领域”内，他又重新体验幼年时代的感觉。

    日本儿童生活有一个显著的连续性贯穿着儿童时代：取得伙伴的承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是这一点，而非绝对的道德准则，深深扎根在了儿童的心灵之中。在儿童时代的前期，孩子大到会向母亲撒娇的时候，母亲就把他放在自己的床上睡觉。他会计较自己和兄弟姐妹们所得点心的多少，以此判断自己在母亲心目中的地位。他能敏感地察觉遭到冷遇，甚至会问姐姐：“你是不是最疼爱我？”在童年的后期，他要渐渐放弃个人满足，以得到“世人”的赞许和接纳，否则会遭到“世人”的讥笑。大多数文化教育儿童都会施加类似压力，但在日本，这种压力特别沉重。被“世人”抛弃，这在孩子心里类似母亲嘲弄威胁要丢弃他。因此，在他一生中，被伙伴排斥比挨打更可怕。他对嘲笑和排斥的威胁异常敏感。事实上，由于日本社会不容易保持私密，“世人”对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几乎尽知，如果不赞成其言行，确实可能把他排斥掉。这绝不是主观想像。日本的房屋结构，薄薄的板壁不能隔音，白天又敞开着，没有能力修筑围墙和庭院的人家，私生活是完全暴露的。

    而日本人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