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再告了。眉山的官吏们严防死守，杀鸡吓猴，保住了财源。

    十二年后，省里新来了一个主管司法和监察的副省长，他听说了这个情况，很同情李燧，可怜他为了公众的利益受此冤枉，放他回了家，还赠给他一首诗。——破了产，丢了生员的资格，走了五千里，关了十二年，得了一首诗。这就是李先生本人的得失对比。至于那个戥头，据说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那一年，眉山县令毛隆恩觉得不好，主动给革除了。从时间上看，这与释放李燧大约同时，不过功劳却记在了新领导的账上。我宁愿相信是李燧发挥了作用，不然这牢也坐得太窝囊了。

    假定此事完全是李燧的功劳，毛县长贪天之功，根本没起什么作用，那么，凡是有李燧的地方，就不会有乱收费。问题是，李燧出现的概率究竟有多大呢？为了区区五十块钱，是否值得变卖家产，奔波五千里上告？而且究竟能不能告下来还在未定之数？就算你信心十足，肯定能够告下来，究竟又有几个如此富于献身精神的人，即有文化又不怕事，还肯花费全部家产和成年累月的时间，去争取这区区五十块钱的正义？如果这种人罕见如凤毛麟角，那么我们就敢断定，官吏衙役们乱收费是非常安全的。没有什么人会跳出来跟他们闹别扭。万一有这么一个半个的也不要紧。即使他真成功了，告了下来，也并没有什么人因此受到处罚。大不了不过是以后不再收了，毛县长们还可以借此机会留名青史。

    对于这种结局，即官吏衙役失败而告状者胜利的结局，四川《荣县志》上也有记载：

    大约在十九世纪中期，四川荣县收粮的时候，户房书吏（县财政局干部）总是大模大样的晚来早走。栅门一步之隔，门里悠哉游哉，门外边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后边的人挤不过来，前边的人挤不出去。为了不受这种苦，很多人出钱托有后门的揽户代交。就好像现在一些手续复杂作风拖沓的什么局门口总有许多代理公司一样，只要你肯多掏钱，总能找得到包揽钱粮的代理人。有的人干脆直接出钱贿赂。不如此，十天半个月也不见得能纳上粮，家里的农活也耽误不起。另外还有一些欺负老百姓的地方，譬如几分银子便凑整算一钱，银和钱的折算率也从来没有个准头，总是向着有利于官吏，不利于百姓的方向狠狠地折等等。

    有个叫王开文的农民，很有气节，愤恨不平地到县里告状。县里不受理，王开文就去更高一级的衙门上诉。县里派人将他追捕回来，将他枷在大街上示众，还是那套杀鸡吓猴的老手段。没想到王开文气壮山河，在众人面前大呼道：谁和我同心？！谁愿意掏钱跟他们干？！

    当地农民受了多日的鸟气，憋得难受，就挥舞着钱币来表示愿意，只听挥舞钱币的声音如同海潮，响成一片。《荣县志》上描写道：“县令大骇”，赶紧把王开文释放了，还安慰了他一番。从此收粮的弊病有所好转。

    荣县的乱收费问题并没有因为一个英雄般的王开文得到根本解决。数十年之后，到了光绪初年，这里又冒出了一个刘春棠事件。

    刘春棠是书院的生员，也是读书人。他的朋友梁书安和吕瑞堂在纳粮的时候也被搜刮勒索，提出异议还被训斥谩骂了一顿。这二位不服，知县就说他们喧嚣公堂，要以这个罪名惩办。后来听说是书院的生员，就好像现在的大学生，归教委系统管的，很可能还是未来的国家干部，这才饶了他们。

    当时，每年征税的时候，书役百余人威风凛凛，顾盼左右，正税之外还索要房费、火耗、票钱、升尾等诸多名目。交税的人稍微有点异议就挨一顿呵斥。畸零小数的税额，一厘（千分之一两，约0.04克）银子凑整，竟要征钱二百文，多收一百多倍。老百姓早已满肚子怨气。有人闹起来后，民众集资捐钱，请刘春棠出面上诉。

    到了公堂之上，刘春棠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