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知县颁布从前定过的征粮章程，然后又出示了将一厘算做二百钱的票据。知县推托道：过去定的章程，年代久远无从稽查。至于多收这点钱嘛，乃一时疏忽。

    总之是告不下来。这时候又出了一件事。一位名叫戴龙恩的人，被收了双份的津贴和捐输，他要求退还多收的部分，可是多收的人就是不退。于是戴龙恩和刘春棠联手，一起到省里告状，把荣县境内乱收费的种种弊端都给抖搂出来了。但是和李燧一样，这两位在省里并没得到好下场，刘春棠也被省里拘留起来。剩下个戴龙恩，不屈不挠地上北京告状。

    结果还算他运气。户部（中央财政部）将这个案件发还四川审讯，第二年，四川按察使司真审了，而且判决下来了。这一场拼出性命的折腾，换来了一块铁碑，上边铸着征税的正式规定，譬如早晨就要开始征收，到下午三点以后才能停收，收粮的人不许擅自离开让粮户等候，银和钱的折算率按照市价计算等等。拼出命来才争取到一个下午三点之前不许停收，真不知道那些衙役原来是几点下班的。

    我不知道后来的结果。但我估计，用不了多久，这些铁铸的话就会变成一纸空文。我读过苏州府常熟县从明末到清初立的六块石碑，都禁止收漕粮过程中勒索老百姓的相似勾当。如果勒石刻碑真能管用，何至于重复立上六座？

    现在可以算个总账了。李燧为了五十块钱破产走五千里。王开文为了排不起队上访告状。排队值多少钱呢？一般说来，农村日工一天不过二三十文钱，雇人排上十天队也不过二三百文。刘春棠赴省告状之前，向知县出具的证据也是将一厘银子折成二百文的票据。就算白白收了他二百文钱，又能有多大的损失呢？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这二百文不过六七十块钱。只要设身处地想一想，我们就可以胸中有数：究竟能有多少人，肯为这几十块钱耗时几个月，奔走几千里？那可是一个没有汽车和火车的年代。

    这笔账还不能如此简单地计算。因为历史经验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奔走几千里并不是惟一的代价。被告必定要反击，要找茬治你的罪，给你戴枷，关你入狱，拿你杀鸡吓猴。站在贪官污吏的立场上算一算，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对此事的重视程度抵得上告状者的一百倍。假如三五万户老百姓供养着三五百位贪官污吏蠢役，人家一个吃着你一百个，你的几十块钱就是人家的几千块钱，如此重要，贪官污吏岂能不奉陪到底？如果你是为了尊严或者叫面子，人家难道就不需要尊严和面子？官家的面子当然比小民的面子更加值钱。

    即便你甘愿付出上述两道代价，仍然不等于解决问题。争取胜利的决心与胜利本身的距离还遥远得很。究竟有多么遥远呢？胜利的概率究竟有多高呢？清嘉庆四年（1799年），参与编修《高宗实录》的洪亮吉分析了告状中的利害格局，然后给出了一个估计数字。

    洪亮吉说，在大省里当领导，成为一个方面大员，就像过去一样，出巡时每到一站都有按规矩应得的礼物，还有门包。平时在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有帮费。升迁调补的时候，还有私下馈谢的，这里姑且不算。以上这些钱，无不取之于各州各县，而各州县又无不取之于民。钱粮漕米，前数年尚不过加倍，近来加倍还不止。

    省里几套班子的领导们，以及下属的地、市，全都明知故纵，要不然，门包、站规、节礼、生日礼、帮费就无处出了。各州各县也明白告诉大家：“我之所以加倍，加数倍，实是各级衙门的用度，一天比一天多，一年比一年多。”但是细究起来，各州县打着省地市各级领导的旗号，借用他们的威势搜刮百姓，搜刮上来的东西，上司得一半，州县揣到自己腰包里的也占了一半。刚开始干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有所顾忌，干了一年二年，成为旧例，现在已牢不可破了。

    这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