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沧海桑田般的历史变迁，就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发生了

    孤云：您的著作流行于世已久，许多读者对你个人却知之甚少。从一般介绍仅能得知，你插过队，当过编辑记者，现为《炎黄春秋》执行主编。能否具体谈谈你的人生经历？

    吴思：我1957年生于北京，父亲在军队杂志当编辑，母亲是大学教师。1976年1月高中毕业，3月到山区农村插队。1978年到198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后分配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下属的中国农民报（后来改名《农民日报》），先后任记者、编辑，总编室副主任，群工部副主任，机动记者组记者。

    孤云：在《农民日报》呆了几年？

    吴思：差不多十年。1993年，我去了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一家刊物，任杂志社副社长兼中文版主编。在此之前，我曾经准备出国留学。1989年夏天开始，用了半年时间复习英语，考托福。有两所中上等大学的研究生院录取了我，但是没有奖学金。我付不起到美国的学费。再加上我当时正在忙着写作，也就没有再折腾这方面的事情。

    孤云：这么说，毕业后你便在报刊杂志任职，直到现在？

    吴思：不是。1993年我去的那家刊物，不久后便由于种种原因停刊。其后我在一家港资控股公司设立在北京的部门编了半年书。还当过半年《东方》杂志筹备复刊的执行主编，炒过两年股票，写过一年小说。除了炒股票，其他事都失败了。最终的结果，就是在放弃铁饭碗之后失业了。于是藉机静心读史。本来也有兴趣读史，但读得三心二意，1996年后心里比较静，大概是折腾够了，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了。

    孤云：后来又是怎么到目前单位的呢？

    吴思：1996年底，我在《农民日报》工作时的一位老领导拉我去《炎黄春秋》杂志。编这种历史杂志正合我读史的心思，于是就在历史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地方，一晃已经七年了。这七年除了办杂志编稿子之外，写了两本关于历史的随笔，一本是，一本是。现在，我还看不出读史写史的尽头，兴致正浓，未来数年大概不会有什么变化，说不定这辈子就要全搭进去了。

    孤云：上山下乡是你们这代人的独特经历，对你日后的人生选择也有独特的影响。能否谈谈那阶段你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否因为这一类事情，引发你对历史的兴趣？

    吴思：对我来说，那段时间的生活是由一系列的强烈冲击构成的。当学生的时候，我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但是，到农村接触实际之后，这幅观念中的图景立刻遭遇重创。用我熟悉的教条竟然无法分析甚至无法表达这种重创。过了很久之后，我才在经济学里找到描述这种情况的逻辑和语言。

    譬如，人民公社的样板大寨大队有80户人家，你每刨80镐，才有一镐是自己的。如果偷懒少刨80镐，自己的损失只有一镐，其余79镐可以转嫁给同队的社员。于是，从经济角度看来，人民公社体制所提供的激励，只有自留地或承包田的1/80，如果干部的道德感召力和行政的威慑力不能长期稳定地补足那79分，在效率上，人民公社必定要败于大包干。

    这些事实的冲击，这些观念和理论上的失败，迫使我寻找可以解释中国社会及其历史的新理论和新说法。我找了很久，总想找到可以替我解决疑惑的新教条，找来找去都不够理想，于是被迫自己杜撰，也有了自己杜撰的勇气。

    孤云：也就是说，你极力寻找能够解释当时所面对的社会现实的一套方法，这使你一路寻觅到如今？

    吴思：是这样。除了寻找解释社会现实的社会理论之外，我还在寻觅对人心和人性的解释。我对人性和自身的看法也曾遭到强烈冲击。1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