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他们只会仅仅提出要求：老爷们能不能少剥削我们一点，让我们也可以勉强活下去？这有可能吗？

    因此，在贫富悬殊的金字塔型社会，民主制度始终要面对一个近乎无解的难题，即如何保护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宪政主义者回答说：宪政可以保护，因为宪法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话至少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彻头彻尾谎言，不是欺人，就是自欺。宪法难道不是投票表决通过的吗？宪法难道不可以有修正案吗？在民主制度下，如果穷人要求修改宪法、剥夺富人既得利益，富人拿什么来阻止？

    这就引申出一个“历史之问”：西方国家在历史上，是怎么做到在民主制度下保障资产阶级既得利益的？

    答案其实很简单：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早期、即穷人占多数时期，实际上奉行的，根本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政民主制”，而是所谓“等级民主制”；其实质是以“宪政”名义直接将大多数人排除在政治权利之外，这也就是吴先生所含糊其词表达的“西方的民主制度建立之后，也经过了发展和完善的过程，选举权也有扩展的过程”。

    只有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多人拥有了相对可观的私有财产，社会进入中产阶级（我将中产阶级定义为：拥有相当私产，足以保障“有体面”的生活，但又有别于资产阶级富豪阶层的社会群体）为主体的结构形态后，资产阶级才会向社会普遍开放民主权利；因为这时候，“民主”已不再对“私产”构成威胁。

    由此可推出两个结论：一，不管在近代还是当代，宪政民主制度的优先目标都是保障私产；二，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是宪政民主制度下统治阶级“容忍”民主权利向全民“扩展”的必要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民主制度再发展完善，也不会向着“选举权扩展”的方向发展完善；各种分担成本的社会组织再发育、市民社会自组织过程再发展，也发育不出全民一人一票同等资格“说了算”的当代民主，最多只会转换成毛泽东式的“全民专政”——乌托邦终究还只是乌托邦。

    回到前面问题，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元规则层面在当代西方社会究竟发生了何种变化。不错，“暴力分布格局”发生了变化。由于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人数上升，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暴力最强者”由少数资产阶级变成了占人口相对多数的中产阶级；“ 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元规则并没有改变，只是体现这一规则的“当家作主”者由少数人变成了多数人，于是民主权利被迫向大多数人“扩展”。换言之，民主制度只是一种游戏规则，它的实现程度，同样由元规则决定；就元规则层面而言，现代西方社会民主权利的扩展，只是元规则层面变化的结果，而非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没有占人口相对多数的中产阶级掌握了社会大多数经济资源、掌控了国家经济命脉这一基本前提，元规则层面就不可能发生由少数人“说了算”向多数人“说了算”的变化。

    在已知的人类社会形态中，作为左右社会生活的两种主要力量，经济资源和政权权力都具有可转换性；就社会群体而言，二者趋于同构。不是拥有最大政治权力者控制最多经济资源（专制社会），就是拥有最多经济资源者控制最大政治权力（民主社会），两种过程必出其一，这才是吴先生所揭示的潜规则、血酬定律及元规则的实质。民主制度的出现，本身就是上述过程演绎的结果，它标志着上述第二过程的开始；民主权利的普及，则表征了大多数经济资源已由少数人掌控转移到了大多数人手中，其基本实现途径是现代股份制和资本市场。因此，民主制度并不能改变上述规则的实质，只是改变了它的实现形式。这种改变，依赖于“暴力分布格局”的变化，即社会力量对比格局的变化；从根本上说，它依赖于经济发展和经济形式的进化。只要掌握社会最多经济资源的强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