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的切身利益与大多数人的基本利益客观上相冲突，前者对后者“权利边界”的“侵犯”就不可避免，也难以遏制；明规则不允许，潜规则就会取而代之。

    作为上述结论的直观证明，宪政民主神话在现代又遇到新的麻烦：由于时代“观念的进步”，历史上西方曾经普遍奉行、赖以保障金字塔型社会既得利益者利益的“等级民主制”，今天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这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一种“民主悖论”：虽然它们本身并没有达到民主普及所必须的中产阶级社会结构前提，但只要它们开始采用“宪政民主制度”，就只能照搬建立在中产阶级社会基础上的现代西方制度，亦即普遍民主制度；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不难发现：从逻辑上说，一旦真正实行这种制度，其直接后果就是使他们再也无法有效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

    怎么办？没有人愿意坐以待毙，更何况是掌控了社会大多数资源的精英阶层？既然 “明规则”注定他们大亏特亏，就只能以“潜规则”来扭曲“明规则”，使规则最终服从于经济特权阶层的利益，将大多数人实际排除在政治决策之外。因此，当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宪政民主实践，不是昙花一现、就是扭曲变形，无一例外。在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虽有“选举权普及到全民”之形，却无“一人一票同等资格说了算”之实，相信吴先生也不会称许其为“ 全民主义”社会。

    在上述实行宪政民主制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以潜规则扭曲明规则”的根本目标，资产阶级可以不择手段，这是亚非拉民主国家普遍政治制度不稳定、军事政变频仍的主要原因。

    因此，少数在现代实现了公认有效的“普遍民主制”的国家，无一不是在进入中产阶级社会以后，再开始政治转型，例如南韩、台湾。其它在制度上转向西方的国家，等待它们的只是政治制度被潜规则扭曲、操控的命运。可见，民主制实行的关键，不在于政府容不容许幼苗生长，而在于客观环境适不适合生出参天大树；即关键在于经济发展能不能推动国家进入中产阶级社会。

    现在，中国离那个目标还远得很；以中国人口之众、资源之薄，也不能肯定会不会有这么一天，至少不能确定它到达的时间。在此之前，生活仍需继续、路仍然要走。只要中国不愿意冒政治转型莫测之险、走向民主制度被扭曲变形、潜规则盛行的拉美化或东南亚化社会，中国就必须放弃对西方道路的东施效颦（因为“等级民主制”已是历史陈迹，“民主悖论”无解），寻找和开创适合于自己的道路。

    最后，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认为吴先生“心仪西方资本主义”。读吴先生文字，敬佩之余也常常感到一种以西方为标准的评判尺度。窃以为以吴先生洞察之锐、独创之敏，不应该会忽略存在于东西方之间的巨大背景差异，也不应该会冒然以西方尺度较量中国。私下揣测，吴先生的思维在此或许已走向固定方向，即由西方成功实践认定西方道路正确，然后寻找这种“正确”的人为努力因素，并将其预设为可以普遍模仿的“先进模式”，从而忽视了与之对应的客观必要条件。

    以上为腹测之言，如果错误，向吴先生致谦。恩格斯曾说，马克思一生只有两大发现，已足以名传千古。无论如何，吴先生是我最敬佩的当代两位思想家之一。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