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那都只是在社会基本条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情况下的“试错”。在“上千年”中，我们并没有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这才是中产阶级发酵的必要条件。台湾、南韩的经验证明，只要有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在权威主义政治型态内，同样可以滋生中产阶级，并且普遍化。

    关键在于客观环境已发生变化，中国已进入“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如赵志勇所言，吴思先生的结论是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皇帝、官僚、平民三者博弈的传统社会得出的，现在的中国已变化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全球化扩展过程中，皇帝、官僚、资本、知识、平民五者博弈的开放社会。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在更多元和均衡的社会格局中，官僚已非一强独大，其权力和行为受到其它精英和外部压力的制衡；在新的社会权力结构下，在权威主义政治型态内抑制权力过度扩张和腐败已成为可能。

    权力扩张和腐败与制度有关，但制度并不是唯一决定因素，甚至不是最主要因素。从国际比较看，腐败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权威主义国家，只要社会发育程度未越过中等发达阶段，腐败问题都十分严重。遏制腐败的最有效力量是强大的中产阶级、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工商阶级、发达的教育、活跃的媒体和公民团体。吴思先生对民主制度的推崇，解释不了民主制度下发展中国家普遍政治腐败的事实。

    古代中国的权威主义政府无法解决权力扩张和腐败问题，这是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天中国的权威主义政府也解决不了这一问题。在古代中国，分散的小农和软弱的工商集团无法抗衡政府，科举制度又把知识分子纳入政府中，加之官府往往与地主阶级结成利益联盟，所以传统官僚的腐败是肆无忌惮的。但是今日中国不同于古代中国：开放的中国面临巨大的外部示范压力，市场社会里日益强大的工商阶级和知识阶级不会容忍官僚集团为所欲为，工人和农民也将逐步觉醒，这一切都将迫使官僚集团有所收敛；而且他们自身也会通过学习认识到“可持续掠夺”最符合自己的利益；长期的反复博弈，将使参与博弈的集团学会妥协。

    在市场社会里，最危险的专制力量不是官僚集团，而是资本或资产阶级。关键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国际竞争背景下，任何政体最终都必须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要，否则政权将无法维持；即使是权威主义政体，同样需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基础。这意味着在社会发育程度未越过中等发达阶段、中产阶级未成为社会主导力量之前，资产阶级最终将左右政治权力。

    相对说，在民主制国家，借助民主手段，资本对权力的左右是直接的、全面的；在权威主义国家，资本缺乏以民意左右权力、以宪政制衡权力两大手段，只能直接凭借经济对政治的影响力。因此，政权在权威主义体制下具有更多独立性。一方面，权力具有对资本进行直接伤害的能力；另一方面，资本对权力的伤害具有滞后性（即必须通过经济衰退来削弱、打击政权）。因此，权力、资本之间具有更多相互制衡，同时也有更多相互需要，二者结盟是“双赢”。

    结盟初期，尤其是在资本迅速壮大成形的原始积累阶段，资本需要利用权力帮助牟取“超经济利润”，于是权钱勾搭成奸、奸情炽热，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现实。但是，随着资产阶级本身的成熟、随着底层反抗的增加、随着外部示范压力增加以及经济融入全球化的需要，权钱结盟提取“超经济利益”的能力将大大降低。在这种新形势下，为抗衡权力对利润的全面抽取和摊薄（即权力的少劳多得），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必然会对权力提出法治规范、廉洁公正等等要求；权力将被迫作出反应，进行自我调整，与资本达成新型关系；到那时，从根本上抑制权力扩张和腐败的条件才告成熟。

    因此，权力扩张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