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问题的根本性解决，关键不在制度，而在社会条件本身的变化。当今中国仍处于权力资本结盟、权力主导、联手剥夺大众的阶段；但是，随着国有经济的进一步收缩，资本地位的日益稳固（时间越后，离“原罪”越远，漂得越白），资本在权钱联盟中的发言权将会上升，人们在今天看到的“吴思式”图景将会发生变化。随着地位的稳固和上升，从保障成果出发，作为一个整体，资本将不再满足于通过个人与官员的私交来获得免于权力侵害的保障，他们会要求制度性保障：1，要求规范政府行为；2，要求开放政治参入。

    当然，这一过程将发生在攫取“超经济利润”已没有可能，或者成本和机会成本过高、得不偿失的前提下。权钱联手、向内提取“超经济利润”这条路有个极限，总有走到头的时候。从根本上说，市场经济条件下唯资本有能力制约权力扩张和腐败；关键是要资本愿意，即要对它有利。权力自己反腐败、搞“民本”，都只是逆水行舟，既事倍功半，又难以持续。

    从历史和现实经验看，资本主义一般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压榨国内大众为主；其时，它需要与权力相勾结、需要权力腐败。第二阶段，国内压榨已到极限，资本发展转而以对外攫取为主；这时，它需要稳定的后方，既需要与大众协调，也不能再容忍权力分羹。这时候它往往会始则要求政府廉洁、主张社会“公正”；继则高倡“自由民主”。前者（廉洁公正）是限制权力参与“分利”，后者（自由民主）是冀图彻底控制权力。

    所以，吴思先生的结论在今天不能够完全成立。权力扩张和腐败，在今天虽仍然是严重问题，但已未必是不可克服的致命恶癌。吴思先生之所以坚持自己的结论，似乎是因为他执着于“历史经验”，忽略了古今社会的深刻差异及其后果。

    三，民主制在经济不发达地区怎样被现实扭曲

    吴思先生的疑问是：民主制度下，老百姓能够“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这有什么不好？怎么说也比“刮民奉上，百姓没有任何反制手段”的专制强吧？这也是许多民主信仰者共有的信念。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考察民主制度何以在经济不发达地区普遍失灵。

    当人们质疑,为什么亚非拉最贫困腐败的国家，其中不少就是具有宪政民主制度框架的国家时，他们最常听到的解释是：这是由于那些国家没有实行真正的民主宪政，没有给人民真正自由；这些国家的政权，被一群利益集团所操纵把持，将国家导入了权贵资本主义（所谓拉美化）的泥沼。

    接下来，又会有人为你具体比较西方成熟宪政民主制度与亚非拉落后地区宪政民主制度的异同。最后严肃指出：不是宪政民主失灵，而是这些差异本身，造成了宪政民主制度的功效无法彰显；只要这些国家改弦易辙，切实推行“真正的”宪政民主，贫穷腐败都能逐步克服——看来，自由民主主义的理论家们也喜欢以这种他们老对手社会主义者所惯用的论证方式为宪政民主制度与贫穷腐败撇清干系。

    对于这种宪政民主的神话，我们要问：为什么亚非拉国家不实行“真正的宪政民主”？为什么不严格照搬西方模式？既然已经有这么好吃的馅饼现成摆在那儿，他们为什么还非得要另弄一个，搞得淮橘成枳、不伦不类？这个问题的真实答案其实只有一个字：穷。

    亚非拉后发展国家正是因为贫穷落后，人均经济收入水平低，人民生活困顿，普遍对现实不满，因此大多数人才难以享受到“真正的民主”。如果让大量对现实不满的人“真正”享有民主权利，从自我切身感受出发，他们当然要反对现行社会制度，要改变现状，要推行一种更倾向于社会主义和平均主义的政策制度——这又怎么行？这样下去，权贵还成何权贵，资本家还成何资本家？因此，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