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少一部分。现代权力腐败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利用职权直接将公产化为私有；二是权钱联手，权力为资本提供方便，资本为权力腐败买单。随着私有化程度的深入，后一种腐败越来越成为腐败的主要方式。

    换言之，在传统社会，腐败主要是发生在官民二者之间的游戏；现代社会，腐败成为权力、资本、民众三方互动的游戏。权力通过满足资本的要求，为资本剥夺民众、侵吞公产提供方便，资本给权力以利益回报。在此过程中，权力并不需要直接剥夺民众，因此民众也难以诉诸民主权利与其抗争；与民众角力的直接对手，是资本而非权力。要完成这样一个过程，在权威政体下权力可通过不给予民众说话权利来实现。在民主制度下，民众表面上有说话权利，但如上所述，在生存窘迫和物质、组织条件匮乏的情况下，他们并没有能力反对、实际上只能附和既得利益强势集团的意见。从群体利益而言，民众的选择权实际上成了选择唯一选项的权利，就象在今天中国，被廉价雇佣也是劳动者可以作出的唯一“选择”一样。

    在这种比较下，很难说权威和民主哪种制度对民众更不利，可能需要针对具体情况来作分析。抽象说，民主制下起主导作用的力量是资本，资本的利益部分来源于压榨民众；相对资本来说，民众的力量极其有限。在权威政治下，起主导作用的是权力；虽然民众更没有自卫和反抗能力，但如吴思先生所述，权力本身可划分为两部分，即政府和官吏。官吏要“腐败”，政府要“反腐败”；如前所述，在传统社会，政府无力抑制官吏腐败，但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结论可能大不一样。

    即便如此，在民众权利和社会公众方面，民主制虽有弊端，也未必比权威政治更糟。在此，我想说的只是，民主制纵有可能比权威政治好，但也好得有限；它不但不会比中国沿着权威政治方向所可能作出的调整改善更好，而且还会带来其它负面影响。

    衡量社会进步和民生处境的指标，不但有个人权利，还有秩序稳定；不但关乎蛋糕分配是否公正，也关乎蛋糕能否做大。如果说在权利和公平上民主制与权威政治难分高下，以中国现状论，人们还有理由对据称从未真正实行过的民主制度看高一线的话；涉及到稳定和效率，民主制在今天中国就大大不如权威政治。实际上，在历史积淀和现实局限下，中国今天的稳定和效率都有赖于权威政治的支撑；向着民主政治的转型，可能遭遇不测之险。

    因此，综合衡量，中国今天依靠权威政体来支撑稳定下的效率增长，逐步接近中产阶级社会，这才是“次优选择”。

    六，民主制下，“多数人会剥夺少数富人”吗？

    吴思先生质疑：在民主制度下，多数人立法剥夺少数富人，是不是一个“真问题”？

    确实，“民主制下，多数人立法剥夺少数富人”，是我根据人性推导出的结论，它建基在贫富悬殊的社会经济基础上。由于在“元规则”作用下，古今中外贫富悬殊社会民众都不能拥有真正的民主权利，因此，这一结论并没有获得“事实凭据”的支持。

    比较接近此一推论的事实是上述拉美国家民主化早期的情况：民众组织起来，符合民众利益主张的政党利用民主程序获得政权，于是推行顺应民意的国有化、福利化政策，虽然没有一步到位地彻底“剥夺少数富人”利益，但确实是在一步步“剥夺少数富人”的利益；即使因此引发了经济衰退，这种政策趋势也没有停止，这就是许向阳先生所叹息的“拉美民粹主义”。

    既得利益精英见势不妙，于是策动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扭转历史进程，使游戏规则重新回到“元规则”支配下来。直至有组织的民众力量被打散、民众重新依附于精英集团，军政府才开始“还政于民”，以“潜规则”保障资产阶级利益。当然，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