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过程并不顺利，需要多次反复。因此，拉美各国政局往往动荡不已。

    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人口更多、人均资源更单薄、国情更复杂、历史积淀更浓厚、社会不平衡更甚，这一切不利方面之所以至今隐而不发，中国之所以还能在相对稳定下实现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权威政治的强约束力量。中国一旦发生上述拉美式动荡，不难想象会是什么结局：少数人容或可得一时之利，大多数人将经历经济衰退、乱世动荡、挣扎求存等多重煎熬。

    七，关于泰顺县“真实的历史进程”

    吴思先生到浙江农村泰顺县作过村级选举的调查，发现村级“海选”导致“各项工作都走在前头，百姓满意，镇里也觉得省心”。吴先生问：在这种真实的历史进程中，究竟有什么东西值得冼岩先生担忧？

    对于“这种真实的历史进程”，我有两点疑虑：其一，众所周知，浙江、广东两地是当今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那里基本已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如果要在中国找出中产阶级普及的区域，非此二地莫属。因此，浙江泰顺县村级选举的经验，不能代表经济不发达地区民主化的普遍经验。在广大中西部地区，在社会多重关注下，村级选举仍然往往被大户、宗族、甚至黑社会所把持，吴先生难道全无所闻？

    其二，我从不盲目相信所谓“试验经验”。深圳特区的试验，成就了深圳一地繁华；后来者纵然全面照搬，也不可能达到深圳水平；更不要说中西部条件与此有天壤之别，根本无法仿效了。

    究其原因，任何制度模式，皆有其长短；两种对立的制度，其长短往往是相对的，即彼此正好可利用对方不能利用的资源。因此，在一种大环境下试验一种相反的制度，试验区可获得两大优势：1，因为自己独一无二，它可借助整个环境、调动全国相关资源来发挥制度优势，此优势不会被外地摊薄；2，由于大环境的制约，此制度的短处在客观上受到限制，不易充分表现出来。例如深圳早期的分配差距就是被大环境抑制，按照深圳经验，中国今天似乎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吉尼系数；按照南街村的经验，社会主义似乎也不会发生大跃进和文革。

    因此，正象南街村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样，“泰顺县的一个小镇”也不能证明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综上所述，权威政治和宪政民主，相对于今日中国而言，各有其优劣。权威主义最大的难题是能否长期持续保持稳定，宪政民主的最大难题是转型期难过。综合个人权利、社会公正、经济效率、政治稳定等多项指标，我认为在当前已知的各种政治问题解决方案中，康晓光先生的“合作主义国家”是相对“最不坏”的“次优选择”，理由可见拙文《21世纪来自中国的理性声音——评康晓光新保守主义》。

    多谢吴思先生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