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的第二和第三个原因。

    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均有潜规则与明制度的伴生现象，但二者的比例是不一样的。譬如同为中世纪，中国社会的政治潜规则就比西方社会多得多。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世纪的中国是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政府的代理链条比较长（如清朝有省、道、府、县四级地方政府，县下的治理环节还未考虑在内），委讬人对代理人的控制比较困难；而中世纪的西欧社会是由封建领主分散统治的，代理链短，控制比较容易。其次，中国的官与吏是社会地位悬殊的两类人，实际有效的行政和司法则例掌握在身份卑微的文吏和讼师手中，不登科举的大雅之堂；而西方的法律规则和程序是在大学中传授的高雅知识，法官与律师是高等人的职业，在中国是胥吏秘籍的判例在英美法系中则是明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第三，中国的儒家学说主张伦理的“差序格局”，允许“为父母（也可以延伸到父母官）隐”，从而减轻了对潜规则的道德压力；西方的基督教伦理主张道德是“绝对律令”，将说谎和言行不一看得很重，使潜规则在社会上比较难以滋生和泛滥。

    在总体社会和市场社会中，潜规则的生存环境是大不相同的。吴思讲过一个非常富有启发性的故事：“1983年，我在《中国农民报》（现在叫《农民日报》）当编辑记者，经常阅读群众来信。有一封来信说，河南省开封地区的农业生产资料部门的领导人大量批条子，把国家按计划分配供应的平价化肥批给了自己的私人关系。他们的‘关系’又将平价化肥高价转卖，转手之间，关系就生出了暴利。其实这就是后来人们见惯不怪的利用双轨制牟利问题，当然违反国家的正式规定，只是禁止不住。……后来，我们把这次追踪报道出来了，当时的影响也不算小，商业部和中纪委还专门发了通知，重申正式制度。几个月后，商业部和中纪委派联合调查小组去开封调查处理此事，当我作为小组成员跟着下去调查的时候，我再次惊讶地发现，条子仍然在批，与我们报道之前毫无区别。这就是说，当地政府和农业生产资料供应部门的上级领导，并没有把我们报道的现象当问题。……我跟踪此事达数年之久，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不是我最初想像的道德善恶问题，我面对的是大多数人处于一种利害格局中的寻常或者叫正常的行为，它基于大家都可以理解的趋利避害的现实计算。不触动这种格局，报道或调查通报乃至撤职处分，说好听点也不过是扬汤止沸，在我的个人经验中，由于扬汤的勺子太小太少，连止沸也办不到。后来，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化肥供应增加，政府退出，市场放开，现在化肥供求起伏波动，时常过剩，市场的供求规则取代了官场潜规则。”

    吴思在讲上述故事时提到：“使我惊讶的是，那些我以为应该掩藏起来的类似贼赃的条子，居然都保存完好，就像机关衙门里的公文档案，内部人似乎也没有见不得人的担心——你想看吗？请吧，这有一大摞呢。而且，哪一层可以批出多少‘条子肥’，每一层中谁有权力批多少条子，圈子之外的哪个领导的条子有效，哪个领导的条子不灵，这一切都是有规矩的。这些显然不符合明文规定的事情，内部人竟安之若素，视为理所当然。在采访将近结束的时候，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中国社会在正式规定的各种制度之外，在种种明文规定的背后，实际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一种可以称为内部章程的东西。恰恰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在这里，潜规则不仅比明制度更管用，而且成了半潜半明的制度或者说是介于黑白之间的“灰制度”，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现象。只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这种现象：正统意识形态完全实效，人们已经没有什么是不能做的概念；政府的上层对下层、委讬人对代理人完全失控，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