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人攫取私利已经无所畏惧了。用笑蜀的话说：“随着地方官员‘自由裁量权’的增多，地方利益集团越来越失去制约，地方利益集团所垄断的公权因之往往不是主要用于公共服务，而是主要服务于地方利益集团自身。由此派生两大恶果，一是地方利益集团与民争利，二是地方利益集团彼此倾轧，两大恶果交织，使地方政治越来越走向非程序化、非人性化……。地方利益集团的失控，必然导致地方政治的丛林状态。”

    二、民主化与继续民主化

    沃尔夫冈·查普夫提出了现代化和继续现代化的概念。竞争性民主、市场经济以及包括大众消费和福利国家的富裕社会是现代化社会的基础体制。在此体制内为创新而斗争，容纳、价值普遍化、分化和地位提高是社会变迁的机制，可称之为继续现代化。它包括方向恒定和结构改善这两重含义。现代化在广义上是一种探索进程，其结果尚未充分展现，正如经合组织国家面临解决其生态负担、就业结构的调整、社会一体化等问题，为此只有继续改革和创新。安东尼·吉登斯则将现代性分成“简单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并认为西方社会正在从第一种现代性向第二种现代性转变，因此他把和德国社会学家贝克联合主编的丛书命名为“第二种现代性丛书”。在他看来，全球化和非传统化作为现代事件在改变人们生活关系和工作关系的同时，也提高了人们的社会反思性；现代社会不会陷于蒙昧之中不可自拔，而会变成一个“聪明人的社会”。简单现代性是由外部风险、福利国家、解放政治、自由民主、生产主义、福利依赖、预后关怀等概念组成；而反思现代性则是由人为风险、能动性政治、生活政治、对话民主、情感民主、生产率、积极福利、“二次机会”政治等概念组成。

    仿照以上的论述模式，笔者提出民主化和继续民主化的概念。民主化的目标是建立一系列基本的宪政民主制度；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内不断推进和完善保障人权、自由和扩大社会民主、平等的机制，就是继续民主化。在政治领域中不断地用“明制度”替代形形色色的“潜规则”，是贯穿民主化与继续民主化的主线之一。

    在这里，需要把“明制度”与“明章程”做一个区别。前者既是具有正当性并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正式法规，又是真正付诸实行并且行之有效的政治规则体系；后者则与“潜规则”互为表里，是“挂羊头，卖狗肉”骗局中的那个幌子。当前中国民主化的目标，就是要把那些最基本的公民权利和民主机制由“明章程—潜规则”的搭配变为公开化、透明化和言行一致的“明制度”。

    冼岩在反对中国现在实行宪政民主时，常常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无助于它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平等来说事。其实，他是把民主的“明章程”与“明制度”混为一谈了。在当代，反对民主的最好方法是钻进它的肚子里捣乱，通过民主的泛化来把它虚无化。乔·萨托利说：“如果人人自称民主派，民主越是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我们就越有可能因为众说纷纭而彻底陷入概念混乱之中。”在民主的巴别塔中，博得喝彩的将是一些语言巫师，“他们靠着耍弄语言和意义把戏，不但衣食无虞，而且颇孚众望”。他又说：“所有那些在实践中根本背离它们公开声明的目标和在运作中完全不同于它们公开宣布的宗旨的民主，从经验上说都是假民主”。把中国、朝鲜、古巴等国之外的大多数亚非拉国家都算做民主国家，然后根据“假民主”国家的现实往民主制度上泼污水，是一种偷换概念的遮眼术。

    亨廷顿指出，在最近的“第三波”民主化之前，全球民主化国家在低潮时只有29个，比第一波民主化结束时还要少。亚非拉国家中可以算得上民主化国家的实属凤毛麟角，但民主化确实具有比较悠久历史的发展中国家例如哥斯达黎加，其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