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度则远远地高于假民主和不民主的发展中国家。根据截至1996年底的一项调查，全世界有118个国家够得上是选举民主国家，然而，只有其中的79个国家被归入“自由”一类，即自由民主国家。虽然波特尔在其主编的《民主化》一书中把博茨瓦纳、莱索托等十几国列为自由民主国家，把加蓬、喀麦隆等十几国列为半民主国家，但非洲国家的民主化并不令人感到乐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委讬撰写的《2002年度人类发展报告——在碎裂的世界中深化民主》指出：1989年以来，军队在撒哈拉以南地区的13个国家中不同程度地卷入了政治事务，该地区几乎每4个国家中就有1个国家发生这种情况；其它许多国家则停滞于民主和权威主义之间。连老牌民主国家也曾陷入经济停滞和倒退，更不用说新转型的民主化国家有可能遭遇经济困境了。民主化与经济发展之间本来就没有一种必然的联系，自由、民主是人类高质量、高品味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与丰裕、富足、闲暇是并列的目标，并不存在谁服务或服从于谁的问题。某些发展中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遭遇的经济困难或者由于国家一体化尚未完成所造成的痛苦，不能成为妨碍中国把自由民主从“明章程”转变为“明制度”的理由。

    考察已经实现民主化国家的政治进程，可以发现两条明显的主脉络。一是在社会政策方面的左右波动，一是政治程序方面的由暗到明，由粗糙到精密。

    秦晖指出：在宪政民主条件下，“左”有左的道理，“右”有右的好处。而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更是正常现象，并且是有益的现象。“左”的时候福利、平等和社会保障受到重视，国民可以真正享受到“社会主义优越性”。但是左过了头，竞争不足效率不高，选民又会推“右”派上台，自由竞争，鼓励投资，提升效率，社会得以真正获得“自由主义的生命力”。待到竞争过了头，贫富分化大，选民又回过头选左派。反正不管谁上台都是民意使然，左派再怎么“国家干预”也只是尽福利之责，不至于任意没收百姓财产。而右派再怎么“自由放任”也只是让老百姓各显其能，不会“放任”贪官污吏横行霸道。“这样的‘左右循环’我也好有一比，谓之‘天平’效应：那天平的两端晃晃悠悠，但都是在一个公平的支点附近左右摆动。天平因此在许多文化中成为公正的象征。”

    越来越多的具体政治操作程序上的“潜规则”被“明制度”所取代，则显示了近几十年来宪政民主国家在继续民主化方面所取得的长足进步。在1970年代，美国的政治捐款机制中还有许多不明不白的地方，使企图操控政治的大财团和大资本家可以游刃有余地在其中玩猫腻。此后，随着一系列限制和管理政治捐款和选举宣传的法规出台，不少实施多年的潜规则已经被漂白和透明化了。在宪政民主条件下，每一次大选都是出台新的“明制度”的契机。譬如最近一次台湾大选，就推动了公投法、立法委员人数减半、当选人领先票数少于选民百分之一时重新验票等项民主制度的诞生。

    三、民主化的关键：合法替代的规则

    实现民主化需要建立一系列的“明制度”，包括立法透明化、行政公开化、司法独立化等，但最关键的要建立公开、公正、公平的竞争式选举制度，也就是统治者可以合法方式和平替代的规则。

    1932年7月，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在大选中获得37%的选票，在国会608个席位中占据233席，成为德国第一大党。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总统“按照完全合乎宪法的方式把总理一职的重任委诸阿道夫·希特勒”。1933年3月23日，国会以444票（纳粹党人占288票）对99票通过《权力授予法案》，达到了宪法要求的三分之二多数，把独裁、专制的权力拱手交给了希特勒。希特勒的上台突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