础的。因此，所谓自然科学工程与整体主义社会工程相类似的说法不能成立；把整体主义计划称为“乌托邦”是正确的，因为它的计划根本没有科学根据。

    面对这样的批评，乌托邦工程师很可能会承认需要实践经验和实验技术。但是他会宣称，假如我们不去进行社会实验，或者不去进行在他看来与此相仿的事情，不去进行整体主义工程，那么，我们就决不会知道这些事情。他会争辩说，不管我们有多少知识，我们也必须利用我们的知识去做。如果说我们现在有设计飞机的知识，那只是因为没有这种知识的先驱者敢于设计飞机并把它试制出来。因此，乌托邦主义者会争辩说，他所提倡的整体主义方法不过是应用于社会的实验方法。因为，他同历史决定论者一样认为，小规模的实验，例如在一个工厂，一个村庄或一个地区进行的社会主义试验，是无济于事的：这种孤立的“鲁宾逊式的试验”不能使我们了解“大社会”的现代社会生活。这些试验应获得“乌托邦”的绰号——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这个词意味着无视历史趋势。（在这里，其含义就是无视社会生活日益相互依赖的趋势。）

    我们看到，乌托邦主义和历史决定论都持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社会实验（假如有这样的事情的话），只有以整体主义的规律来进行才有价值。这种普遍抱有的偏见包含着一种信念，即认为我们没有多少可能在社会领域中实行“有计划的实验”，而且考虑到迄今在社会领域中所进行的“机遇实验”的结果，我们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历史。

    我对这个观点有两点反对意见：（a）它忽略了对于一切社会知识，包括前科学的和科学的知识都至为重要的渐进实验。（b）整体主义实验不可能对我们的实验知识有较大的帮助；它们只能在与“其结果未知的行为”同义的情况下称为“实验”，但这个词通常用来表示把结果和所预期的结果相比较的一种获得知识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整体主义实验就不能被称为“实验”。

    关于（a），可以指出，整体主义关于社会实验的观点尚未解释我们有着许多关于社会生活随实验知识这一个事实。有经验的和无经验的实业家、组织者、政治家或将军等，是不相同的；他们的不同表现在社会经验上：而经验的获得不仅通过观察，或对他们所观察的事物深入思考，而且要靠为达到某种实际目的而付出努力。必须承认用这种方法所取得的知识通常属于前科学的类型，因此它与其说是从精心设计的科学试验中所获得的知识，不如说是从偶然观察中所获得的知识；但是，没有理由否认这种知识是基于实验而不仅仅基于观察。一个杂货商人开一家新商店就是进行着一种社会实验；甚至一个在剧场门前排队的人也会获得实验性的技术知识，他可以在下次排队时利用这一知识来定座位，而这只是一种社会实验。我们不应忘记，只有实际的尝试才使市场上的卖主和买主认识到价格会随供应的增加而降低，并随需求的增加而升高。

    规模稍大的渐进实验的例子是垄断者决定改变他的产品价格，私人的或公家的保险公司开办新的健康保险或职业保险业务，或设立新的销售税，或实行反对经济周期的政策。所有这些实验都是着眼于实践的目的，而不是着眼于科学的目的来进行的；某些大公司所进行的实验则是特意为增长他们的市场知识（当然是为了以后增加利润）而不是为了马上增加利润。这和自然工程以及前科学方法的情形十分相似。我们的技术知识，例如造船或航海方面的知识，最早是通过前科学的方法获得的。看来，我们没有理由说这些方法不必加以改进井最终让位给较注重科学的技术；这就是说，让位给以批判性思维和以实验为基础并朝着同一方向的较为系统的方法。

    按这种渐进观点，在前科学方法与科学实验方法之间并无明确的界限，尽管日益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