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运用科学的（即批判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从根本上说，两种方法都可以说成是运用。我们做试验，即我们不仅仅记录我们的观察结果，而是主动地试图去解决某个多少实际的和明确的问题。当且仅当我们准备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认识到我们的错误并批判地加以利用，而不是固执地坚持错误，我们就会取得进步。虽然这个分析听起来很平常，但我相信，它说明了一切经验科学的方法，这种方法越来越具有科学的特征，我们越自由而自觉地准备去冒试验的风险，我们就越能够以批判的眼光去找出我们总是犯的错误，这个公式不仅包含实验的方法，也包含理论与试验之间的联系。一切理论都是尝试，都是试验性的假说，它们是否成立都要经过检验，而一切实验的确认则不过是以批判精神进行试验的结果，为努力发现我们理论的错误而进行试验的结果。

    对于渐进技术师或工程师来说，这些观点意味着：如果他希望在社会和政法的研究中采用科学方法，那么，最必要的是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并且认识到做尝试和犯错误都是免不了的。他不仅必须学会预料到会出错，而且必须有意识地去寻找错误之所在。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自认一贯正确的违反科学的弱点，而这个弱点似乎在职业的或业余的政治家当中尤其普遍。然而，在政治学中应用某种科学方法的唯一途径就是首先认定，有政治运动就会有缺点，就会出现不希望有的结果。警惕这些错误，找出它们，把它们公开出来，进行分析，并从这些错误中学习，这是一个有科学眼光的政治家和政治科学家所必须做的。政治学中的科学方法意味着那种确信我们没有犯任何错误，无视错误，掩饰错误，或把错误归罪于人的伟大艺术让位给另一种更伟大的艺术——为错误承担责任，力图从错误中学习并应用这一知识避免将来犯错误。

    现在我们转到（b），即对那种认为我们能够从整体主义的实验中学习，或者更确切他说，认为我们能够从以整体主义梦想为目的所实行的大规模措施中学习的论点给予批评（因为，正如我在前一节里所表明的，整体主义的实验在其极端的意义上是要重新建造“整个社会”，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主要论点很简单，这就是：对我们自己的错误采取批判的态度确实非常困难，而我们对自己所采取的涉及许多人的生命的行动始终采取批判的态度就必定几乎不可能。换句话说，从重大的错误中学习是很难的。

    其中的原因有二，它们既是技术上的，又是道德上的。既然在一个时期里做那么多的事情，那就不可能指出哪一种措施应对某一个结果负责，或者更确切他说，假使我们把某一特定结果归因于某一特定的措施，我们也只能以从前所取得的某种理论知识为根据，而不能从该整体主义实验中知道。这种实验不能帮助我们把特定的结果归因于特定的措施；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把“总的结果”归因于它；而且，不论这可能意味着什么，要评论它确实很困难。即使尽最大的努力对这些结果提出结构完善的、独立的批判性陈述，也不能证明能够成立。况且，进行这种努力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相反，对整体主义计划及其结果的自由讨论很可能是不被容忍的。原因是实施极大规模计划的尝试是一件使许多人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感到十分不便的事情。因此，总会出现反对和抱怨的倾向。对于许多抱怨，乌托邦工程师如果还想继续干下去，那就只好充耳不闻。事实上，压制不合理的反对意见是他的工作的一部份，但他必定也不断地压制合理的批评。光是对不满言论进行限制这个事实，就会使最热烈的满意言论变得毫无意义。因此，这就很难确认各个公民对这个计划如何反应等事实，而没有这些事实，就不可能有科学的批评。

    然而，把整体主义计划与科学方法结合起来的困难，比我们迄今所表明的还要严重得多。整体主义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