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条件。对于这些人又如何呢？我的回答是，我和他们并无争论。恰恰相反，趋势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因此，尽量完善地解释趋势，是我们的艰巨任务，这就是尽可能精确地判明趋势持续所需要的条件（见第32节）。

    问题在于，这些条件容易被人忽视。例如，存在着“生产资料不断积累的趋势”（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然而，在人口迅速减少的情况下，我们难以设想这个趋势会持续下去；而人口的迅速减少，又可能取决于非经济的情况，例如由于一项偶然的发明，或者可以设想，由于工业环境造成的直接生理（或生物化学）影响。的确，可能的情况是数不尽的。我们在研究趋势的真正条件时，为了能够探明这些可能性，就必须随时设想在什么条件下该趋势将会消失。然而这正是历史决定论者所不能做到的。他深信他所喜爱的趋势及使趋势消失的那些条件对他来说是不堪设想的。我们可以说，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是想象力的贫困。历史决定论者不断谴责一些人，说他们在他们的小天地里不能想象变化，但是，历史决定论者本人也缺乏想象力，因为他不能想象变化所依赖的条件也会发生变化。

    29．方法的统一性

    我在上节里表明，那里所分析的演绎方法是广泛采用的和重要的——比密尔等人所想象的更广泛更重要。为了说明自然主义和反自然主义之间的论争，我将把这个看法作进一步阐明。在这一节里，我要提出关于方法的统一性学说：这就是说，理论的或概括性的科学都采用这个方法，不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如此。（我暂时把历史科学的问题放一下，而在第31节中讨论。）此外，我时历史决定论的一些学说至今还没有充分考察，在这一节里将要论及，例如概括的问题；本质主义的问题；直觉悟性的作用问题；预测的不精确性问题；复杂性问题以及定量方法的应用问题。

    我并不是要断言，在理论自然科学方法和理论社会科学方法之间不存在任何区别；区别显然是存在的，甚至在不同的自然科学之间以及不同的社会科学之间也是存在的。（例如，试比较竞争市场和传奇文学的分析。）但是，我同孔德和密尔，以及其他许多人（例如曼格尔）一样认为，这两个领域的方法基本上是相同的（虽然我的理解可能不是他们所设想的）。这些方法就是演释的因果解释，预测和检验，就象在上一节中所概述的那样。它有时被你为假说的解释法，或者经常地被称为假说方法，因为它并不获得可以验证任何科学命题的绝对确实性，这些命题总是保诗试验性假说的性质，尽管它们的试验性质在经受了大量严格检验之后可能不明显。

    由于假说具有试验的或暂时的性质，大多数方法论学者把假说视为暂时的，因为它们必然终于被已证实的理论所代替（或者至少为能被证明在某种概率演算意义上具有“高概率”的理论所代替）。我相信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而且它导致一大堆完全不必要的困难。然而，这个问题在这里比较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科学中我们总是致力于解释、预测和检验，而检验假说的方法也总是一样的（见上节）。从要加以检验的假说（例如一个普遍规律）结合，一些不被视为有问题的其他有关命题（例如一些原始条件），我们演释出一些推断。我们只要可能就把这些推断与实验结果或其他观察结果相比较。彼此符合就视为对假说的确认，但不是最终证明；显然彼此不符合就视为反驳或证伪。

    按照这个分析，在解释、预测和检验之间并无多大区分。其区别不在于逻辑结构，而在于重点的不同：区别在于什么是我们所要考虑的问题，以及什么不是我们所要考虑的问题。如果我们的问题不是发现推断，而发现原始条件或某些普遍规律（或这二者）以便从它们推出已知的“推断”才是我们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是寻求解释（已知的“推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