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中那样用“平衡位移”的结构来扩大平衡结构；而凯恩斯（Keynes）则企图把持续时期用经济主体的预测和计算的形式纳入到现在之中。可是在这两种情况（还有别的经济学者的情况）之下，正象格兰格（G.G.Granger）所说的）平衡的结构概念就成了能解释经济周期的“算子”了。

    况且，经济结构的特征不仅在于这种功能作用的优先性：无疑由于这个事实，结构还包括着一个主要是概率性的方面，结果是，结构的自身调整不是出于严密的运算，而是由于用倒摄作用（retroactions）和近似于反馈型式的预测所进行的调节。这个值得注意的结构构成的形式，既在经济主体的个人决定的层次（博弈论）上能够看到，同样在经济计量学对大经济整体进行分析的层次上也能看到。格兰格甚至竟说，博弈论表明要排除心理因素；如果人们想到的只是帕累托（Pareto）或博姆-巴韦克（Bohm- Bawerk）的比较粗略的心理学，那他就说对了。但是，当我们想起在一般行为中（而不是在意识中）——不仅在感情领域里（如让内指出的，感情领域表达出了行为的全部经济学），而且还在知觉和认识发展的领域里——决定机制所起的作用时，我们相反就会在博弈论里看到，在经济结构和主体的感情与认知调整作用之间，有比从前远为紧密的联结。

    至于宏观经济学中，经济计量学所引出的具有反馈作用的巨大系统，它们太著名了，就不必多加讨论了。

    Ⅳ．与自发的价值成对照的是，建立在规范的基础之上的社会结构，却具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在逻辑术语意义上的运算性质。每个人都知道凯尔森（”，法文为“devoir”）是不能归结为事实（或 “Sein”，即“实是”，英文为“to be”，法文为“etre”）的。凯尔森本人主张，是具有固有的规范性；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基本规范”不是通过法的主体用“承认”行为给予它法律有效性而取得的活，这“基本规范”又是与什么发生联系的呢，“自然”法的拥护者们认为，这是与“人性”相联系的结构：对于相信人性永恒性的人说来，这是显然的答案；可是，对于想要参考人性的形成过程来理解人性的人来说，这只是个循环论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