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就像许多别的书一样，读者如果希望从中得出一些能够得到的东西，读出字里行间的含义是很重要的。这也适用于我们中间那些组成了各类团体的人，尤其是那些叫嚷着自己不服从的人(其实他们受着严格的约束)，如果他们想理解对我们每个人都会发生作用的服从倾向的话。

    此书包含着丰富的现实意义，其中有不少隐藏在字里行间，从而解释了它何以存在经久不衰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也来自它的主要论点属于一些复杂思想的一部分，它们大多数仍然与我们同在，即强调人的行为中反理性或非理性的特点。

    这是一幅世纪末的人类画像，它把人类描绘成极易受到操纵，莫明其妙地情愿受骗上当。不过这显然是一幅未竟的肖像画，因为如果有些人受到控制，必定还有一些人在控制。因此从根本上说，有些人是把别人当做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另一个更深刻的假设是，人类有着自我欺骗的无限能力，他能够头头是道地把罪恶说成美德，为了犯罪而否定美德。人类性格的这幅画像还导致了一种社会哲学和社会学，认为人类特别易于在社会的引导下变得十分愚蠢，使他天生的才智或是因为追随乌合之众而变得平庸，或是用途邪恶，作为那些不十分奏效的暴力和强制的帮凶，欺骗自己的同胞。

    人既无理性又自私自利，易于冲动且反复无常，或者是把理性用在伤天害理的事情上。他既是暴力和虔诚骗局的实施者，又是它的牺牲品——这样一幅人类画像，在勒庞写此书时当然算不上什么新见解。至少从(君主论》——这个标题显然强调了控制者——的时代起，一直到《乌合之众》——这个标题转向了被控制者——的时代，每个世纪的马基雅维里主义作家，都一直在不断地设计出这样的形象。不过同样真实的是，它在上个世纪后半叶才变得十分醒目且一直延续至今，人类是完美的理性动物这一形象，即使没有被它消灭，也受到了它的破坏。

    对于人类及其行为中这个令人憎恶的方面，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社会哲学家、政治理论学、政论记者以及有创造性的落魄小说家，都写过大量的书和应时之作，勒庞的《乌合之众》，不过是其中的一本而已。这本书出版的同一年，即1895年，布罗伊尔和弗洛伊德发表了他们的突破性力作(病病的研究)，这是个可圈可点的巧合。两本书的同时出现，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出于偶然，因为只有在造成强调人类非理性的著作大量出现的相同社会条件下，这种思想相近的著作才完全有可能几乎同时出现。

    也许有人会否定这种说法，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麻烦，每个时代都会自以为面对着理性的黎明或非理性的开端。然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它毕竟没有说明这种时代的自我形象在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何以如此迅速地抓住了人心。回顾19世纪50年代，由龚古尔兄弟组成的那个两人文学小组，他们从未满足于小组内的意见一致，一起预言患了贫血症的欧洲文明将遭受野蛮人的攻击，这不是指那些在欧洲已经找不到的野蛮人，而是那些——在他们看来——粗野的工人，他们说，这些人会把自己的这项任务称为“社会革命”，当时法国的人道主义知识分子——泰纳、圣伯夫、讽刺作家“加瓦尔尼”、勒南，以及龚古尔兄弟生活和工作的那个圈子里的其他人，全都对眼前的“道德卫生状况”忧心忡忡，对未来的日子充满疑虑。他们的预言在许多方面都和勒庞这本书的内容没有多大区别。例如泰钢就预言说，20世纪的人会表现得活力有余而悟性不足。

    关于群众行将发生的统治，还有着比这些模糊的预兆更多的现象，它们足以说明，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勒庞的思想注定会出现，即使他本人从本存在过。在这一点上最好的证明是，在同一时间，另一位社会心理学家，意大利人西盖勒，也提出了基本相同的思想，正如其中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