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当地的羊的数目。

    19世纪晚期，物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开始提醒人们注意快节奏的害处。1881年，乔治·比尔德以其《美国的神经》一书使这一话题的讨论延续至今。该书批评快节奏生活引发神经痛、牙痛、掉头发等疾病。乔治·比尔德辩解说，现代对守时的困扰，分秒必争，使每个人都感到quot;几分钟的拖延或许能毁灭终身的希望quot;。

    三年后，詹姆士·克赖顿·布朗爵士将英格兰的肾病、心脏病和癌症所致死亡人数的急剧攀升归咎于现代生活的快节奏。1901年，约翰·戈登创造quot;急躁症quot;这一新词，用于描述包括急躁、行动快速、冲动等症状的疾病。一年后，法国人加百利·奥古斯特预见现代环境主义即将出现，并提醒人们，人类对速度的盲目追求必将加快世界原煤储量的损耗，他指出：quot;在我们生存的时代，为了提高旅行的速度，我们甚至不惜烧掉自己的后路。quot;

    早期的速度批评家提出的一些恐惧显然是荒谬的。医生们曾宣称，如果乘坐蒸汽火车，就会被气压碾碎；瞥见快速跑动的火车头，人就会发疯。19世纪90年代自行车普及时，有人担心骑车在风中疾驰将导致永久毁容，或催生quot;自行车脸quot;。伦理学者警告说，自行车将使年轻人堕落，因为他们远离监护人刨根问底的眼光，去享受浪漫的幽会。然而，不管这些担忧多么滑稽，但很显然，在19世纪末，速度确实造成了死亡。每年数千人死于自行车、汽车、巴士、电车、火车、汽船等与速度新记录相关的事故。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许多人大胆抗议摧残人性的速度所带来的影响。1908年，法国作家米拉波注意到：quot;我们的思想、感觉和爱情就像旋风一般……我们同身边的一切不加协调，而只顾自身不停地跳跃、舞蹈和飞奔。quot;在整个20世纪，人们对速度崇拜的抵抗有所增长，并开始汇入更广泛的社会运动。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激励着数百万人放缓速度，寻求更为简朴的生活。类似的价值观促成了志愿俭朴运动的诞生。20世纪80年代，以纽约为总部的潮流研究所认定一种名为减低速度的现象，这一现象意味着以更为松弛的、抵制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替代高收入、快节奏、令人高度紧张的生活方式。与嬉皮时代的减速者不同，放慢节奏的人与其说是受政治、环境因素所驱使，不如说是为有价值的生活欲望所驱动。他们甘愿放弃金钱，以换取时间和节奏舒缓的生活。据总部设在伦敦的一家市场调研公司数据监控公司的预测，放慢生活节奏的欧洲人将从2002年的1200万上升到2007年的6000万。

    目前，许多人在精神的安全港湾中寻求对速度的避难。当基督教主流面临着日趋减少的集会时，其福音对手则在增长。佛教在西方日渐盛行，奉行新时代主义折中玄学教义的书店、聊天室及治疗中心也是如此。当人们渴望放慢速度时，这一切都变得富有意义。其精神核心即是一个quot;慢quot;字。无论你怎么努力，你都无法加快这种启蒙的进程。任何一种宗教信仰都告诫人们要放慢速度，以便将自身、他人与更高的力量联结起来。《圣经》的第46首《圣歌》中就说：quot;安静，要知道我是上帝。quot;

    20世纪早期，基督教与犹太教传教士从道义上支持减少工作时间的运动，他们辩解说，工人需要更多的休息时间以滋润其灵魂。今天，同样的辩解又一次在世界各地的讲道坛回响。从Google搜索器我们可以查询到数十个反对魔鬼般速度的布道。2002年2月，加利牧师在纽约的罗彻斯特第一神派教堂为慢速哲学做了有力的辩护。在一个题为quot;放慢速度quot;的布道中，他告诉集会者，生活quot;需要紧张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