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熙攘也最荒凉的地方，所有的聚无非成散，所有的形象终归成空幻——那是他死前四十三天，他安慰啜泣不已的正良，他说：

    “演员的压力也真重啊！”

    他倒去安慰演员，他真是好得叫人生气！他从不叫一声苦，倒像生病的是别人，连医生问他，他也不太说，只再三致谢——而其实，不痛苦是不可能的。

    有一次，我去看他，他躺着，故作轻松地说：

    “我不起来，我有点‘懒’。”

    他不说法舒服，只说“懒”，我发现他和探病者之间总在徒劳无益地彼此相骗。

    由于医学院教书，我也找话来骗他，“有一个教授告诉我两组实验，有两组老鼠，都注射了肺结核，但第二组又加注了肾上腺，结果第一组老鼠都是一副病容，第二组老鼠仍然很兴奋，爬上爬下的活动。”

    “对，”他很高兴，“我就是第二种老鼠。”

    我也许不算骗他，我只是没有把整个故事讲完，实验的结果是第二组老鼠突然死去，解剖起来，才发现整个肺都已经烂了——那些老鼠不是没有病，只是在体内拥有一些跟病一样强的东西。

    戏演完后，照例的尾声是挨骂，我原来也不是什么豁然大度的人，只是挽惯了骂，颇能了解它是整个演出环节中必然发生的一部份，也就算了，倒是他来安慰我：

    “别管他们，我这儿收到一大把信，都是说好话的。”他竟来安慰我！

    他的白血球下降了。

    他开始用氧气了。

    他开始肺积水了。

    也不知是谁骗谁，我们仍在谈着出院以后合作一个Cantata （清唱剧）的事，那已是他死前十天了，他说：

    “我希望来帮你忙。”

    其实，我对Cantata的兴趣不大，我只是想给一个濒死的人更多活下去的力量，我想先把主旋律给他看，但那是苏武在冰天雪地中面临死亡所唱的一首歌，我怕他看了不免气血翻涌，以致不能静心养病，矛盾了很久迟迟不敢出手，而现在，他再也看不到了，那首旋律曲定名为《血笛》。

    我的血是最红最热的一管笛

    最长最温柔的笛

    从头颅直到脚趾

    蜿蜒的流绕我淙淙的爱

    给你我的中国

    我的心是最深最沉的一面鼓

    最雄肆最悲伤的鼓

    从太古直击到永恒

    焦急的献出我熊熊的爱

    给你我的中国

    也不知算不算春天，荣总花圃里的早樱已经凄然地红了，非洲菊窜得满地金黄。

    有一天，司马中原打电话来问我他的病房，他说华欣的人要去看他。

    “反正，也只剩下他骗我们，我们骗他了。”我伤感地说。

    “本来就是这样的——要是我有这一天，你也骗我吧！”我感到一种澈骨的悲哀，但还是打起精神为他烤了一块西式虾糕托司马送去，事后他的女儿告诉我：

    “爸爸只吃了几口，他说很好吃。”

    就那样几句话，我已感到一种哽咽的幸福。

    记得有一次我去台南看史先生的老友赵先生（《滚滚辽河》的作者），赵太太在席间忽然说了一件从来不曾告诉人的三十年前的秘密——那是连史先生自己也不知道的。

    那时候，史先生要出国学音乐，老朋友都知道他穷，各人捐了些钱，赵先生当时是军医，待遇很低，力不从心，但他还是送了一份钱——那是卖血得来的。

    事隔二十年赵先生只淡然地说一句：“我卖血倒是很顺便，我就在医院做事啊！”

    有一个朋友肯为你卖血当然是一件幸福的事，但反过来说，能拥有一个值得为之去卖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