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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从蒋中正与毛泽东说到袁世凯
首,居然认为“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那用什么‘体’呢?君主专政?个人独裁?

    读罢毛公此言,那我们又怎能多怪对“共和政体”没信心,而要回头去做皇帝的袁世凯呢?——孙中山先生晚年也曾对民主共和失去信心,所以改搞“以俄为师”。张学良、蒋介石和许多“黄埔生”对民主共和失去信心,乃以墨索里尼、希特勒为师,去组织褐衫党、蓝衣社。毛泽东、邓小平等人则去学列宁、斯大林。袁世凯这位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他生也早(比毛泽东大四十四岁),当他发现“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时,列宁、墨索里尼、希特勒……这些洋老师都还未出现,他就只有回头去搞“土法大炼钢”,找雍正皇帝做老师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写传记的人,月旦时贤,多学点比较传记学,他对他的英雄(或狗熊),就会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了。

    1.5 民国独裁领袖有共同次文化

    再者,所谓“民主共和国”(republic)原是个彻头彻尾的洋东西。对西学没有较深的暸解,却偏好强不知以为知,而又颇能举一反三的老学者(包括很多遗老型的国学大师),和五四新青年(像毛泽东),往往对若干基本观念也搞不清楚。若据此一知半解的标语政治学,一朝得志,便号令天下,怎能不误尽苍生?有心读者如稍稍浏览毛公这一小段录音讲辞,便知讲话者和他身边的“英文老师”章含之小姐和李志绥博士等,都该打烂屁股。教不严、师之惰也。在这篇讲稿里毛公把英文的right(权利)和power(权力)都弄不清楚,而谬释典籍,怎能不误国误己呢?

    “天演论”里的“天赋人权”者,天生吾民,与生俱来,不可剥夺之“人的权利”(humanright)也。毛公所说“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这个“权”则是毛氏和他的大小干部所掌握的生杀与夺之“权力”(power)也——分不清这个现代文明的基本观念,而欲天下澄清,完成从帝制向民治的政治转型,那就缘木求鱼了。

    但在这些基本敦义的认知上,袁世凯有时反而较毛泽东更为虚心。对许多现代观念的诠释,袁还不敢强不知以为知。他要靠他朝中的一些博学鸿儒,什么东西洋“两顾问”,什么“六君子”、“十三太保”等代为吹嘘,加以解释。“宰相要用读书人”嘛!当续论之。

    毛就不然了。他决定要做秦始皇,则宸纲独断,将相圣哲一身兼之,把六君子、十三太保等臭老九,也杀得精光。朋友,吾人啜茗独坐,民国史一卷在手,褒贬之间,欲把袁、毛一一公比较一番,则上述对待臭老九的态度,恐怕是他二人最大的区别了。

    更有趣的是,笔者近月读《袁世凯全传》(侯宜杰着,一九九四年北京当代出版社出版)。全书凡四十四万余言,厚五百六十余页之巨着。全书每见大陆上新发现之史料,征引详博,足见功力。然一字不遗细读之,则知作者笔法仍不脱“窃国”(陈伯达)、“盗国”(黄毅)之旧调。在比较传记学上着力甚微。青灯独坐,笔者戏以铅笔,把百十条作者评袁之辞上“袁世凯”三字划掉,改以“蒋介石”或“毛泽东”三字补入之,再重读全文,竟发现也切贴入微,天衣无缝。哑然失笑之余,也恍然有悟——原来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史”中,我们的搞独裁的民族领袖们,原是一母所生,有其“通性”。这在现代社会学上,便叫做“次文化”(subculture)了。——读者士女,你我升斗小民,如果忽然黄粱一梦,做起了主席、总统或大元帅来,恐怕也要依样画葫芦——这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也是一种“客观实在”(且用个“辩证法”的名词)。形势比人强,任何人钻入那个形势,都逃不掉那种脸谱!历史家如厚责于袁、蒋、毛三公,那就在“历史学转型”中开倒车,把现代历史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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