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ot;你是说我们非去不可了？quot;他心不在焉地说，一面忙着玩一个刚装进他的笔记本电脑的新软件。他按了一个键，quot;成功了！quot;他对着屏幕喊道，手舞足蹈起来。菲力今年四十三岁，他那一头粗硬的灰色头发往往使人感到难以接近。但这会儿，他那全神贯注的样子就像一个正在玩玩具战舰的小孩。

    我假装也正忙着，埋头啃一段难懂的文章。三个月前，我在本地学区得到了一个治疗语言障碍的门诊医生的职位。我对这份工作基本上还是满意的，但同时又暗暗担心可能错过了更好的工作机会。这些念头都是我母亲塞进我脑袋的。当我把这消息告诉她，说我战胜了另外两个申请同一职位的人而被选中时，我母亲说：quot;两个？就两个人要这份工作？quot;

    这时菲力从电脑上探起身，留心我起来。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是在担心我的多发性硬化症，我们把它称之为我的quot;健康状况quot;，这病虽还没有到使我全身虚弱的地步，但使我动不动就感到疲劳。quot;这个周末将会过得很紧张，quot;他说，quot;再说，我觉得你也受不了你的表弟宝宝，更何况玛丽也要去那儿。我的天，这下可好了。quot;

    quot;嗯。quot;

    quot;那么你是非去不可了？quot;

    quot;嗯-哼。quot;

    他叹了口气。我们的讨论就到此为止。结婚多年来，我们已经学会了避开有关我的娘家、我的责任的话题。因为我们的争吵往往是由这个话题引出的。我们刚结婚的那会儿，菲力老是说我无论干什么总爱盲目地担心和内疚。我则反唇相讥说他自私，我说，人活著有时总得干一点不痛快或不方便的事。然后他就说，我们非那么做的唯一理由是因为我已经被娘家摆布得老是认为别无选择了，然后又用同样的方式来摆布他。后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苦莎出世了，一年后我的病情又被诊断出来，于是我们争论的方式也改变了。或许是因为菲力不但对孩子，也对我，至少是对我的健康状况，产生了一种责任感。我们不再自以为是地为观念上的差异而争论不休，那纯粹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这样有关个人选择的事情就变得难以处理，像抽烟、吃小牛肉和戴象牙饰物一样，成了一种一旦上手就难以摆脱的负担。

    这些日子，我们争论的问题越来越小，越来越具体——比如，争论的不是我们对于纪律的不同态度，而是有关我答应多给苔莎看半小时电视的问题。结果，我们的意见差不多总是接近一致——或许是太爽快了一点，因为我们早已料到意见不一致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努力使生活变得更轻松、更平稳。但我还是时时感到烦躁不安。说实话，我倒还是希望回到从前，菲力和我争吵，我则为自己辩解，至少自己确信自己是对的。而如今——比方说今天——我真无法断定为什么我非得背起娘家的责任。我决不会对菲力承认这一点，但我已经对这份责任感到厌烦了。我不想见到匡家人，特别是玛丽。每当我和母亲在一起，我总觉得自己不得不用全部的时间来避开脚下的地雷。

    所以，或许是因为觉得对不起菲力，或许是因为自己生自己的气；我一直拖到第二天才告诉菲力，我们得在那儿过一夜——参加杜姨婆的葬礼。

    为了那个该死的周末，菲力和我已经决定早早进城安排好住处，或许还带孩子们去逛逛动物园。临走前一天，就我们在哪儿过夜的问题，我们和我母亲还来了一番客客气气的争执。

    quot;你真是太客气了，雯妮，quot;菲力在电话里向我母亲作着解释，quot;可我们已经在旅馆里订好房间了。quot;我在分机上偷听着他们的谈话，心中暗喜。是我叫他打这个电话，并找到这个借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