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九点钟时，我们终于找到了司机，是个和蔼可亲的小伙子，而且颇懂资本主义的生意经。“干净，便宜，快捷。”他先用中文说了一遍，又特意冲着西蒙咕噜了一串话。

    “他在说什么？”西蒙没弄懂。

    “他是让你知道他会讲英语。”

    这位司机使我想起了那些挂在旧金山新潮展示厅中杂志上的香港青年，涂着油亮发蜡的头发，留得长长的粉色的指甲，修剪得非常精细，象征着他的幸福生活永远不会被打断。他冲我们咧嘴一笑，露出一排被尼古丁熏黑的牙齿，“你们叫我洛基好了，”他说着一口洋泾浜英语，“和这位大明星名字一样。”说着他从一本汉英字典里拿出了一张从画报上剪下的塞尔维斯特·史泰龙的照片。

    我们把一个装礼物的箱子和我的照相器材放到了车的后箱里，其他行李仍放在饭店，洛基在晚些时候将把我们送回来，除非邝的姨妈坚持让我们住下，对中国家庭来说这是极有可能的。考虑到这一点，我还是在摄影包里放了些过夜必备的东西。洛基用一个戏剧性的动作打开车门，我们乘上了一辆黑色的尼桑轿车，车的款式较旧，而且奇怪的是里面竟没有安全带和安全头靠。难道日本人认为中国人的生命不值钱吗？“中国有不错的驾驶员，却没有负责任的律师。”西蒙由此总结道。

    知道我们是从美国来的，洛基想当然地认为我们一定喜欢强烈的音乐，他放入了一盘欧美节奏的磁带，据说这是他一个“最棒的美国朋友”送给他的礼物。邝坐在前排，西蒙、猫头鹰和我坐在后面，伴随着强烈的节奏，我们开始了去长鸣的旅程。

    洛基那位美国朋友也教会了他一些让客人开心的短语，当我们在桂林拥塞的街道上行驶时，他像个小孩一样背了起来：“你们去哪儿？我知道。上车吧，我们走！”“快一点？太快了？”“还有多远？不远。很远。”“停车，稍等片刻。向后倒一下。”“没有到。没问题。太棒了。”洛基说他每天这样自己学学英语是为了能有一天实现梦想到美国去。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电影明星，”他用中文说，“而且是武打片明星。我练了两年的太极拳，一开始我当然没什么过高的希望，也许我来到这世上就注定要当个出租车司机，不过我工作实在很卖力，在美国，你想象不出中国人有多辛苦，我们知道怎么吃苦，对美国人来说难以忍耐的东西对我来说很稀松平常。你说我说得对吗，大姐？”

    邝似乎略带鼓励地“嗯’了一下，我想她是否想起了她的那位表哥，原来是个化学工程师，后来去了美国，可他现在只能在餐馆里洗碗，因为他实在吃不消讲英语，有些人甚至以为他是个白痴。就在这时，西蒙的眼睛突然瞪圆了，我一看也不禁大叫起来，我们的车差一点就撞到了两个挽臂而行的女学生身上，而洛基仍若无其事地继续着他的好梦：

    “听说你们在美国一小时就能挣五美元，挣这些钱我在这儿要整整花十个小时，而且一年四季天天如此。一天挣五十美元，我一个月也没这么多，甚至加上小费。”他从后视镜里观察着我们是否注意了他的这个暗示。我们的旅游指南上说，给小费在中国会被视为是侮辱，看来这本书一定是过时的旧货了。

    “当我到了美国后，”洛基继续说，“我将省下大部分钱，只留下饭钱，烟钱，再加上看几场电影的钱，当然还要有一辆挣钱用的出租车。我的要求很简单。五年之后，我就会有五万美元了，在中国那就是四十万人民币，如果和街上的黄牛去换还会更多。即使五年内我成不了电影明星，那也可以回中国当个阔佬了。”他被自己描述的前景兴奋得满脸带笑，我把他的话翻译给了西蒙。

    “那么多花销呢？”西蒙问，“房租，煤气费、水电费、汽车保险。”

    “别忘了还有所得税。”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