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人的叫法,你叫我‘婶儿’吧。叫一遍。”

    “婶儿。”

    梁喜喜诲人不倦:“这听着就一点也不假了!以后,苦活、脏活、累活,包括危险的活儿,你都要抢在别人前头去干!有好处的事儿,你都要悄悄往后躲。即使别人把那种好事儿推到你面前了,你也要一让再让。还要和其他知青搞好团结。发生什么矛盾了,即使错在对方,你也要高姿态,主动作自我批评。总而言之,你要脱胎换骨!”

    山东屯女知青宿舍共有五位姑娘。除了周萍在县城已经见过的三个上海姑娘,还有两个陌生的姑娘。她们也是从上海来的,受了父母这样或那样问题的牵连。

    五个姑娘正在因周萍的到来而议论纷纷:

    “老实说,上次你们三个说周萍终于留在兵团了,我心里老不是滋味了,半夜还偷偷哭了一鼻子呢。现在我心里平衡多了。”

    “就是。都是家庭有问题的,凭什么她就可以穿兵团服,挣工资,我们就不可以?她父亲还是资本家呢,我父亲才是买办。”

    徐燕燕:“买办是什么人啊?咱们六六年才上的中学,入学不久就‘文化大革命’了,名义上是初二学生,其实没正经上过几天课,还真不知道买办究竟是什么人。”

    刘芳想了想问道:“买办就是咱们上海人‘解放’前说的‘小开’吧?”

    被问的姑娘生气地白了她一眼:“你爸才是‘小开’呢!”

    “你别生气嘛,我不是不懂嘛。”

    那姑娘叹气:“其实我也不懂。红卫兵抄我家时,指着我父亲的鼻子,口口声声说‘你这个资产阶级买办如何如何’的。长这么大,直到那一天,我才知道我父亲是什么‘买办’。红卫兵走了,我父亲还低着头,都不敢抬头看我一眼,那样子特可怜,恨不得地上裂个缝一头钻进去。他头一回在自己女儿面前遭人羞辱。我当时真想对他说——爸,只要你‘解放’以前没当过汉奸,那你就还是我爸……”

    她鼻子一酸,终于不说了,仰躺下去,扯枕巾盖住了脸。

    郝昕一直在织毛衣,这时问:“哎,我记得我以前上你家时,遇到过市里派小车接你爸去开会的呀!”

    那姑娘又一下子从脸上扯掉枕巾,坐了起来,情绪激烈地:“那当然!那时候我父亲是著名的工商界人士!”

    “以前被小车接去开几次会有什么了不起呀!这屋里的,谁的父亲‘文革’前还没有点儿名呀?我父亲还当过两届市政协委员呢!”另一个姑娘指了指刘芳说道,“她父亲是著名诗人!”

    刘芳:“别提我父亲别提我父亲,他写的诗一点儿也不具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无非就是写了不少风花雪月罢了。‘文革’前就没少被人批判,还不服气,非说自己是什么自然美的真淳的歌者。这下好,后悔也晚了,肯定遗臭万年了。连我也受他牵连,沦落到了这种地方!要在古代,这不就叫发配吗?”

    徐燕燕:“说话注意点啊!别一激动随嘴什么话都乱说。万一开你的批判会,叫我们多为难。不批你不行,批又不忍心,都是上海的。”

    另一个姑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我可没什么不忍心的,叫我批谁我批谁!要批就批倒批臭!那话怎么说的?——要像战场上拼刺刀一样,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对吧?”

    郝昕一下子将她推了个仰巴叉:“你怎么学得这么坏?真想给你一针!”

    大家都笑了。

    门突然开了,梁喜喜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对门外说:“进来吧,还怕见到她们呀?”

    坐在炕沿的三名女知青立刻站了起来,而坐在炕上的两个,也慌忙地下了地,穿上鞋子。她们虽不是立正成排地站着,但却可以说是肃立着。看得出,她们都有点儿怕梁喜喜。也显然,在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