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良性、合理制度的社会，永远是弱肉强食的社会；没有梦想和理想的社会，则是被权势和历史沿袭传统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社会。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们的经济是否有沦为由权势型和历史沿袭型构成的双重经济的倾向呢？如果有这种可能，那么我们的经济就会呈现为一方面是霸道而不讲究服务的权势型，一方面是重投机性而不讲究品质的历史沿袭型，这对国家的竞争力是非常不利的。

    于是我们只剩下一条保存希望的路：我们期望理想型企业具有巨大的生产力。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每一家企业都有能力成为理想型，不能指望权势型和历史沿袭型突然良心发现，变身为理想型。我们只能抓住那露了脸的理想型企业，指望它们在竞争中以自身的实力取得成功，将权势型、历史沿袭型逼进历史的角落。

    理想型看不见、摸不着，为什么对一家企业很重要？或者说，理想型企业的运作机制是怎样的？

    理想型的确不是一个实际的运作系统，然而它有巨大的生产力、特殊的功效和作用机制。具体来说是四个机制：第一是合理性机制，第二是成本机制，第三是无法之法，第四是变革之法。在没有完善的制度及相应的制度文化的情况下，这四种机制的作用尤其明显。

    理想型就像建筑的基石，没有它，房子仍然可以盖，但是到了一定的高度，就会摇摇欲坠，就需要常常堵漏、防塌……

    理想型也是不成文的“理论架构”。在实践中，关系越来越复杂，网络越来越繁忙，接口越来越多，这时一套“语汇”、一个“交流平台”、一种“互动原则”，就显得非常重要。而真要去建立这样的语汇、平台和原则，则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时理想型的长处就显露出来了。

    如此说来，理想型反倒具有一种“制度性”。正是因为如此，在制度不完善或陷入难以改进的地步时，理想型就能够在相当程度上起着“制度”的作用，可谓制度的最佳“替代物”。

    在《华为基本法》之前，在华为启动IPD（集成产品开发）之前，华为并没有一个很明确清晰的基础性的“制度框架”，甚至连较为明确统一的思想、说法也没有。那个时候，华为的说法一下子是“脚踏着先辈的足迹，背负着世代繁荣的梦想”，一下子是“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强调公司发展好的时候就转述客户说过的一句“华为不兴，天理难容”，要加强开发系统的团队合作的时候，则说“现在不是牛顿、法拉第的时代……”，还有诸如“中国的华为，世界的华为”以及“板凳要坐十年冷”等。总之，这些说法虽然鼓舞人，但并没有“系统化”、“理论化”。尽管如此，华为的发展还是比较有条不紊的，方向也比较一致，这正是因为任正非的理想型在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所谓任正非的理想型起了关键作用，是指华为凡事尽可能采取合理的解决方案，合理性成了事务的准绳。早期华为员工到国外考察、出差，由于没有国内那样的发票，他们的报账成了财务上的一个问题。任正非的做法是实报实销，只要讲得清的费用都给予报销，不管有没有发票。因此我们强调，理想型的实践属性是合理性，这是它的生命力所在，当然也是它的脆弱性之源。以前华为的手机通话费管理比较松，报销额度大，本意是不让员工因手机费用而耽误办事效率，可是渐渐地很多人把私人话费也混在一起报销，造成通信费激增，以至于公司不得不缩小报销额度，甚至不得不经常核查私话公报的情况。

    理想型要求合理，因此总会面对权势的强劲压制和历史沿袭的偷空捡漏。在企业内部，任正非先是通过其企业家坐标法使合理性得以贯彻下去，继而在制度、流程上逐渐完善、健全，确保合理性不至于成为可被利用的漏洞。对外，任正非也非常明智地解决了这个冲突：在与客户的关系中，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