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怪物？哪些东西迷人到值得用善意和道德教养去交易去换取？伤害一个人、甚至物理性地真把一片钢质的薄刃刺入一个活生生的他人身体那一刹那，人究竟在想些什么？……

    以渥特丝的小说而言，书中那些具体的凌暴杀人“案件”并不真让我们惊骇，真正令我们不安、令我们屡屡生出“事情真会到这种地步吗？”的疑惑，是她凶案底层的书写者探索和试图提出来的可能解释，也就是她想像力如水银般四下流窜到每个角色人心深处那部分——所以说，想像力并不只负责创造华美和愉悦，带来享乐；更多时候，它是手术刀或锥子，切入幽黯的缝隙，是两面都伤人的刃，既是书写者最艰辛的操作，也是阅读者的不安和恐惧之源。

    如果可能，我相信小说家也渴望安全，希冀他的解释是惟一的、如山确凿的，就像侦探和法官能判人罪的呈堂证供一样；是合于逻辑的、合于森严因果律的，就像科学或其他严谨体系的思维者或发现者一样。然而，不幸的是，能找出这么明白简单解释的事物，仅仅只是人们诸多现象诸多难题的很小一部分，更多的时候，意义无法直接转换成答案，它在事物网络浮现、流窜，不凝固不完成，你从不能真正捕获它的“本体”，只能发现它的脚印，它行于时间之流中的轨迹，努力指给后来的人看。

    不可能是答案，最多仅止于可能性而已。

    法官（广义的，包括施行陪审制度的陪审团）可以坦然判处一个人无罪，不因为这人无辜，而只因为这人罪证不足而已；科学家哲学家也可堂而皇之把某些问题取消，判定无意义或搁置在外不予处理，就像某种价值中立的宣告。我们大致上都不会指责他们懒惰、怠忽职守、缺乏求知的勇气和精神云云，甚至我们还往往因此赞美他们负责、清醒以及知所节制，但我们并不这么对待，或柔和点说，不这么期待小说家。小说家的工作范畴没有此类可划地自限的合理死角，就连我们早已一致肯定并一再确认人类理性永远穿透不到的地方，仍是小说家的“合理”目标，甚至我们更因为这样认定这才是他们的主体目标（否则我们要你们小说家这种人干吗？）。仔细想想，小说家的工作职掌何等沉重，或说我们对他们的奢望何等夸张。

    从小说家自己那一侧来说，这也是他们活该自找的——小说家米兰·昆德拉说，小说书写者被“认识的激情给捉住了”（引胡塞尔语），小说面对的是一整个的、不分割的存在问题，小说“正是对这个被人遗忘的存在所进行的探勘”；还说这是小说之所以存在的惟一理由，当小说不再认识、发现并对此寻求回答，那就是“小说的死亡”。

    如此沉重夸张，而且逻辑不能，理性也不能，小说家手上还剩什么？便只有仰仗想像力来承荷了——我个人不确知此两者的先后因果顺序，是因为如此沉重夸张的任务，我们才慷慨赋予小说家最宽广、最自由、最无拘无垠的想像力利器以为屠龙之用呢（我们绝不赋予法官或科学家同等幅度的想像力）？还是因为我们发现小说家手上握有其他行业志业所不敢奢望的不打折想像力特权，从而想到追讨他们相称的责任和成果？

    仍回头以渥特丝小说为例，小说最终，符合法庭罪证要求的，会有一个（至少一个）真正动手宰人的凶手，这是侦探工作的圆满终点，到此完成；但就人性存在诸多层次的探勘意义而言，真正有付诸执行的杀人可以是偶然的、抢先实践的，是恶意同时敲千家万户的门恰巧打开的那一扇，它不必然就是“最恶”或“最应然”的那一个，更不见得就是“最富意义”的那一个。

    放风筝的人

    尽管想像力是小说家攻坚的最终极利器，但诸如“充满着想像力”这样的疑似赞美之语，通常并不真的受到小说家欢迎，尤其愈是正经认真的小说家愈是如此，其效果，就有点接近你去赞美一个女孩“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