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质”“很有内涵”一样。

    这是小说书写心灵的骨气，也是他们的骄傲。

    这里，我们于是发现了一个最快、最有效得罪米涅·渥特丝的方法了。如果你有机会到英国碰见渥特丝本人，试试看当面夸赞她本人有气质有内涵，写的小说又充满想像力，以一句话得罪她两次，难保你不会一路从英国被追杀回台湾。

    有气质、有内涵当然是好事，不好的是它语带保留的部分，暗示了一个更重要（应该说更受欢迎）的东西——“美丽”——的缺席；想像力也是好的，但一旦我们看成书写者胡言乱语除罪化的特权，就像我们国会议员的言论免责权，只是用于纯粹的虚构、任意的想像、无须验证更无从验证的呓语，那就忽略了想像力的艰辛原生本质，忽略了它深厚的现实意义，忽略了它操持时必要的费力劳动，忽略了它原来是为着解决最困难乃至被宣称没答案问题的英勇尝试，还一并忽略了这一次又一次状似飞翔的超越尝试过程中，小说家可能摔得鼻青脸肿断手瘸脚的动人代价。

    我们期待并把视觉焦点严重集中于想像力腾空而起这壮丽一端，而小说家希冀我们感同身受的却是想像力的另一端，那一端系着整个跌跌撞撞的实体世界，系着整个昆德拉所称的人类存在问题。

    所以加西亚·马尔克斯要强调，我的小说每一行都有写实的基础；格雷厄姆·格林要疾呼，他除了写小说，还当过新闻记者，这就是仔仔细细正正确确描绘出来的塞拉利昂、墨西哥和中南半岛，“死小孩就是这个样子，尸体把运河的水都给堵住了……”

    终究，我们是把小说正确划归于人文的领域，而不是宗教，虚构一个全然不存在的天国也不会是小说这门志业的向往，在宗教的圣者整个人腾空而起飞上云端的同时，小说家充其量只是放风筝的人，当风筝一路高过云端还往上试探，放风筝的人两脚仍老实钉在坚硬的大地之上，这景象毫不神秘，只是某种或会带来震颤的现实经验——风筝放那么高，这需要多长多坚韧的线、多稳定多专注的双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