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都力图履行自己的义务，因为他不得不这么做，这部分是由于开明的自私自利，部分是由于服从自己的社会野心和情感。以真正的野蛮人为例，他喜欢逃避责任，当履行职务时又爱吹牛夸口。”

    事实上，马林诺夫斯基还有趣地发现，在严行外婚制的美拉尼西亚社会中，违犯外婚制的不伦情事绝不罕见，而且公众舆论往往对之是宽容的，睁只眼闭只眼的，除非有人找麻烦公开爆料，否则事情仍可一面流传一面持续下去不招致任何惩罚（惩罚是极严酷的，差不多总是得死人才行），因此，违反外婚制的犯罪反倒成为可自吹自擂的风流韵事，显示自己是“有办法”、“吃得开”、“带种”的人，就跟你我生活周遭一些讨人厌的老朋友一模一样。

    所以马林诺夫斯基以为，如果“法律”意指一种外加的、普遍的、强制性要求履行责任义务并附带着惩罚的规范力量，在美拉尼西亚的社会中显然是遍在而且不可或缺的，从婚姻、经济事物到日常生活，我们能因为他们并不存在成文法典，就硬说像英国这样全世界最老牌的民主法治社会，也是“奴隶地”、“自动地”、“不知不觉地”服从习俗和宗教，需要我们去为他们强制立法并施加统治吗？

    更重要的，我个人以为是，马林诺夫斯基由此让美拉尼西亚的住民回归成“人”，不是高贵不犯罪的圣哲，也不是不思索不自主的奴隶禽兽，在不同历史经验、不同自然条件制约、不同习俗、不同文化、不同价值序列覆盖之下，他们在意的东西、做出的抉择以及因此产生的行为样态容或和我们大大相异，但我们仍找寻得到运行其间的“普遍人性”，一样有一己的梦想和贪欲，一样会软弱，一样会自私甚至心怀侥幸犯错犯罪，是这样，才让那些异质的文化部分清晰显现而且成为可理解，可进一步对话商量，可让我们实际地对他们未来可能命运忧虑并思索，而不是其心必异地彻底断裂。如此，我们很容易落入一个二选一的可怖陷阱：要不就帝国主义式地蛮横侵入，如牛羊般宰制他们；要不就奉尊重保护之名，用玻璃框把他们框起来当珍禽异兽观赏嗟叹，事实上是冻结一切要他们自生自灭。

    所谓白人的犯罪

    回到席勒曼的纳瓦霍世界来。

    当我们一再说，纳瓦霍人不会预谋杀人，纳瓦霍人不会因经济理由杀人，纳瓦霍人以亲族家庭为基本思考单位，从而认为在亲族中独自富裕是可耻的事，甚至强调纳瓦霍人不允许和同氏族的异性发生性关系云云，我们是在讲述一个不同于我们的文化，一组特殊的价值选择，以及由此衍生成的有效禁制，并非要证明他们不是人。

    禁制是一种外来的、加压于素朴人性的强大力量，长时间下来会有内化的实质效果，但不足以真正消灭掉人性的基本倾向，因此，它毋宁仍在基本力学原理的有效解释范围之内——作用于物体之上的力量，会相应地产生相等的反作用力，禁制的力量愈大，我们愈应当警觉其底层愈发汹涌澎湃的人性暗流。

    席勒曼不止一次通过小说中的纳瓦霍人之口说，“这是白人的犯罪。”但犯白人罪的不总是外来的白人，也包括红皮肤的纳瓦霍人，这除了感慨并谴责族人的堕落之外，还可能有什么更深沉的理解和必要悲悯呢？——我个人相信，当两个不同文化、两组不同的价值信念碰撞一起，首先最岌岌可危的总是禁制这个部分，因为禁制是外加的压抑基本人性倾向的，禁制底层所长期堆累流窜的人性能量，一旦因此找寻到缺口，便很难不源源不绝地爆发出来，而其最原初的爆发形式，几乎总是犯罪。

    愈重要、愈神圣、因此强制力也愈大的禁制，当它被违犯乃至于崩解时，总让我们感受到程度相对严重的犯罪，也因此，在不同文化相遇相撞击的犬牙时地，尤其是弱势文化的一方，总会生出某种末日之感，如黑暗的巨大风暴不留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