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百年下来，这个漏洞常识化已无误导的风险，遂得到特赦，完全豁免于真伪的争辩之上，而成为一则充满美学意味的单纯神话，属于推理族裔全体所共有的甜蜜神话。谁无聊到今天去计较神话的真伪呢？正因为超越了真假纠缠才称之为神话不是这样子吗？

    米兰·昆德拉的疑问是所谓的“历史意识”“历史知觉”云云，并非只存在我们后代欣赏者的心里而已，它原本就藏放于作品之中，不全然是外加的、黏附的；它既是原作品“内容”的一部分，也是原作品成就的一部分，不管原来的创作者、书写者本人意识到多少或甚至有没有意识到。迈克尔·乔丹意识得不多，基本上这个好胜的家伙只专注想打赢每一场球或更专注地只想投进这个球，写推理小说的昔日柯南·道尔亦然，他也只认真地想写篇让他看起来比别人聪明的小说而已，就如同昆德拉指出的，“拉伯雷根本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小说家，而塞万提斯志在对他前一代风行的奇幻文学为文加以讽刺。他们两位谁也没以‘创始者’的地位自居。只有到了后代，小说逐渐流行起来，大家才把这个头衔加在他们身上。小说艺术把他们看作老祖宗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率先写作小说的人（其实塞万提斯以前就有不少小说家了），而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更清楚让人理解这种新的动人艺术其存在的理由；因为在后继者的眼里，他们的作品包藏了小说艺术最重要的价值。一旦大家在一部小说里察觉某种价值，特殊价值、美学价值，那么后世完成的小说便可以以一段历史的形态出现。”

    在小说书写和阅读的世界中仍有素朴的正义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会期盼干干净净回到小说成品本身，不要受到时间里充斥的各种杂质所干扰，能把它们从乌烟瘴气般的人们偏见、误读、莫名其妙的偶然机运（包括好的和坏的）云云拯救出来，甚至连它短期的、一时的所谓“现实意义”都能予以去除，让作品完完全全以它的内容和读它的人直接相遇，是好是坏，是伟大是垃圾，都毫无侥幸由它的内容而非任何内容之外的因素来说话来决定。

    某种程度这是做得到的，靠什么呢？靠够长的时间。用够长的时间来清洗短时间的种种污染，把真正的本质给沉淀出来。

    然而，敏锐且心思缜密的米兰·昆德拉逼问到一个直指核心的问题，在他《帷幕》这本探索小说之书的一开头不远处——事实上，他是从音乐作品这更直接诉诸人感官感受的东西下手的。在讲了他音乐家父亲的一段有趣往事后，昆德拉说：“我们不妨想像：有这么一位当代作曲家，他写了一首奏鸣曲，不过它的形式、和弦、曲调都和贝多芬的类似。我们还可想像：这首奏鸣曲写得精彩绝伦，假设它出自贝多芬之手，那也配称得上是他最杰出的创作。可是，尽管这个作品再如何上乘，既然它由一位当代作曲家写成，那还是会引人讪笑，如果大家仍然对他鼓掌叫好，那顶多也是赞美他的杂烩做得出神入化而已。什么！我们听贝多芬的奏鸣曲能感受到美感的愉悦，可是如果这类作品是出自我们同时代作曲家之手，我们就没有类似的愉悦感觉了？这不是最虚伪的事还是什么？如此看来，我们对美的感受便不是自然发生的，听命于我们的感受性，反而是受制于对作品完成年代的认知？”

    如此，和“正常”的推理小说书写和阅读不尽相同，书写的成败有相当大一部分得取决于书写者对原福尔摩斯小说的体认理解；同理，阅读的乐趣多寡遂也无可避免有相当大一部分取决于我们对原福尔摩斯小说的熟稔程度，有另一个奇特的对话、另一组无关犯罪的知识之谜在此发生，你知道愈多，愈能心领神会比方说为什么理性探案的嫌犯会跑出吸血鬼来，比方说莫拉提教授究竟何许人也，为什么他可以从头到尾不露面而且还能不被逮捕归案，甚至，你也可以从状似不经意引述到的原探案人物姓名和往事，猜出来这桩新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