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献金每人7元，每人还要交钢钝五个，每个折款5元，一年一次地亩捐17元，还有附加捐等等，总计全年每亩地至少负担80多斤粮食，而长城外的土地平均每亩只产50斤。敌人强迫在平地种棉花，旱地种大烟，收获的棉花、大烟土全部按官价收购交公。宫价就和抢夺差不多，比如热河市价棉花每斤10多元，而官价只给3毛。热河丰宁县茨营子村，每个人折价100元，抽十分之一的捐，100只羊抽30只归“组合”，每只羊只给二三十元，养牛、驴、鸡等都要登记，警察按期检查，喂瘦了要罚款，死了要报销，不然到年头向你要活的。

    敌寇想尽一切办法掠夺“人圈”、“治安区”居民的财物。在五台县横岭村，有一个日本翻译官无故毒打民众，结果只好送他白洋500元才算完事。在五台耿镇，有一次，敌特务机关大宴财主，被请者每人都得拿出白洋400元至600元。有时，敌寇公开敲诈勒索。五台高洪口有一家万和堂大财主，被抢去皮箱12个，里面满装着金条珍宝财物。

    1944年边区农会派人到晋东北“归大屯”调查，在其报告中说：

    五台一区前坪村共40户，男女老少120名，壮年劳动力32个，半劳动力（青壮妇女）16名，劳动力共40个。在风雨及时与劳力耕作的情况与条件下，每人每年平均收获粗粮320斤。自从被日寇制造“无人区”占领后，1944年1月-4月共四个月期间：

    出款（十二项）1837.97元（银洋）：第一次148.42元（四项）；第二次出818.86元（三项）；第三次出483.54元（二项）；并出黑钱280元，还出应酬与花姑娘费107.65元。

    “人圈”、“治安区”里简直是人间地狱，“阎王爷”随时找上门来。不但农民种地没有自由，而且严禁串亲、走村，做小买卖，从“集家并村”那天起，再不能与外面互相来往。大门日夜有岗哨把守，大批“讨伐队”、“伪警察”、把“归大屯”、“圈子”层层封锁起来。在丰宁县茨营子一村，只有269户，就驻有“讨伐队”76人，在联村里，还有30多个警察把守。凡是青壮年男子，都要编进“自卫团”，每时巡查不能睡觉，白天则要去当民伕，名叫“勤劳奉公”。每个队员，每月要抽出15天到20天“勤劳奉公”，不是修壕沟，就是建堡垒，不是修汽车路，就是到更远的地方修火车道，不是到附近县城当苦工，就是进煤矿服劳役。这种服役没完没了，一直到死为止。

    在“人圈”、“治安区”里，敌人进行残酷的宪兵特务统治。特务组织像活阎王，规定有“思想犯”、“政治犯”等犯罪条款，有谁表现一点反抗或看见哪个人不顺眼，就以某一罪名加以枪杀。在热河“人圈”里，老百姓经常被以“通匪”、“济匪”、“窝匪”等“国事犯”罪名被枪杀。三年敌人发动了三次“大检举”。1943年秋天，宽城一天被杀七八十人；李村被抓80人，杀了15人；彭村一气被杀6人；山咀子一下被抓五六十人。一个小学教师谈虎色变：“国事犯这官司谁也打不起，一抓去不死也得肌两层皮”。“国事犯”外，还有奇怪的“经济犯”和“密输犯”。当特务、警察看到有人穿上一件新衣服，就会追问：“你的新衣是哪儿来的？布是哪儿来的”？看见谁家吃点肉，就问：“这肉是哪儿来的？是谁宰的猪”？而这些买卖布匹，私自宰猪的，都叫做“经济犯”。另外，这个“人圈”的粮食，不准运到另一个“人圈”，当然更不准进出“国境”去，一有发现，那就成了“密输犯”。

    人们不是被判罪枪杀，就是饿死病死。《晋察冀日报》报道晋东北的“治安区”的生活情景说：

    老百姓吃的是，敌寇烧过的黑莜面和冻在地里的山药蛋、大黄菜（一种草药）、野草籽、山留菜、苦菜等等。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