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想，在车门右侧有厕所。”

    “我得去一趟。”车厢一片漆黑，我摸索着从床边慢慢往下踩，但脚没法找东西，腿上了石膏却也没多大用，“咚”的一声便掉了下去。

    “妈的，真没用。”我小声骂道。

    “你撞伤了吧？”克络普问。

    “你没听见吗？刚才我的头都——”我小声地埋怨着。

    那个女护士拎着一盏灯，从后面车厢门里进来，盯着我看。

    “他刚才从上面掉了下来。”

    她先看了看我的脉搏，又把手放到我额头，然后说：“你并没有发烧。”  “没有。”我点头说。  “你一定做了个噩梦吧？”她又问。  “好像是……”我想引开她的提问，她却不停地往下仔细追问，一双晶莹的眼睛那么漂亮地冲我眨着。我无论如何都不愿告诉她，她实在太整洁大方了。

    她又把扶上铺位。但要是她一离开，我还得再爬下来。要是面前是老太太，我会不假思索地告诉她，我想干什么，但她却顶多二十五岁，那么年轻，我真不好意思去开口说这些事情。

    还是阿尔贝特帮助了我，他并不怕别人会不会害臊，反正他自己无所谓。“护士小姐，”他向那个女护士喊道，等人家转过身来他又说“他好像要——”。这时阿尔贝特也觉得难为情不知如何文明含蓄地表达给人家。在前线，只说一个词就解决了，但在这儿，尤其还跟一位女士那可不行。他似乎受到了什么启发，用学校里常用的方式说完了刚才的话：“我想他是要出去一下，护士小姐。”

    “是这样，”护士很温和地说，“但带着石膏就别再乱动了。好啦，您打算怎样？”她又冲着我问。

    我吃了一惊，被她问闷了。我不知道她们称那为“怎样”，是职业用语。不过她看出了我的疑惑。

    “小的还是大的？”

    真难为情！我脸通红，汗水往外直冒，吞吞吐吐地说：“只来小的——”

    无论如何，我总算解决了一道难题。

    我可以利用一个小瓶子。几个钟头后，不单我，许多人也都得到了。早晨时，我们便习惯了这些事情，说话要求也都自自然然不再难为情了。

    火车缓慢地行驶着。还总是停车，抬走在上面死了的人。

    阿尔贝特开始高烧。我倒不至于，但隐隐感觉有些疼痛，还可能有些虱子在石膏绷带下痒得我浑身不自在，又不容易搔到。

    我们连续几天都躺着睡觉。野外风景快速地从车窗上闪过，我们在第三天的晚上到了赫伯斯塔尔。护士说阿尔贝特高烧不退；下一站要抬下去。“还有多远的行程？”我问。

    “到科隆。”

    “阿尔贝特，你等着。我们不会分开的。”我说。

    等听到护士又巡视过来，我憋住气。脸涨得通红。她见了停下来问：“是不是有些疼啦。”

    “嗯，”我呻吟着，“突然就疼起来了。”

    她递给我一支体温计，便看别的病人去了，但我早已从克托那里学到了许多奇方异招。这种军用体温计，不适应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兵。只要里面水银柱子升上去，就会在真空管里保持住，再不下落。

    我向下斜着把温度计挟在胳膊下，然后不停地用手指弹击它。渐渐地它便升到三十七度九，再当我用一根火柴非常小心地加热一点它便升成了三十八度七。

    我喘着粗气，呼吸紧张；眼睛死呆呆地盯着她，无奈地眨动着；有气无力地说：“我实在不行了。”

    于是我的名字也被她写到一张字条上。当我的石膏绷带被再拆开时，我便踏实了许多，若非特殊情况那是不允许的。

    我俩被一起抬下了火车。

    一所天主教会的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