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来，我一直在疑惑，当一个人濒临末日的时候，他心里怀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在英国安全局工作了二十年后的一九七六年一月，又重新回到了人类的真实世界。

    这是我最后一次出现在尤斯顿路地铁的出口处。冬日的太阳和煦宜人地照耀着。我穿过高尔大街向特拉法加广场走去。我走到离广场大约五十码的地方，拐进一个没有挂任何招牌的入口处。这个入口处通往一个云集着各种办事机构的无名街区。在这里，英国反间谍总部就挤在一所艺术学院和一所医院的中间，显得非常不起眼。

    我向站在接待室门口那个保持着戒备状态的警察出示了证件后，便乘上装有特别程序的电梯。这种电梯是专门供去七楼密室的高级官员乘的。我走出电梯后，一声不响地走到走廊，径直来到我那与局长办公室只有一墙之隔的工作间。

    所有的办公室都静悄悄的。远处传来满载乘客开往城市西区的地铁的隆隆声。我打开房门的锁，房间里迎面摆着情报人员所需要的一些基本设施——一张书案，两部电话机，其中一部装有扰频器，以防通话被外线窃听。房间的一边是一张宽大的绿色金属保险锁，柜门上装有一个特大型字码锁。我挂好大衣，开始机械地整理着最后的一些东西。我在鸡尾酒会上见过许多退休的情报人员，他们喜欢通过获取几则琐闻和小道消息来消磨时光。我对此见得太多了。我感到厌倦。我想彻底地歇下来，去澳大利亚，开始一种牧马人式的新生活。

    我旋转着号码锁上的字码盘，那扇笨重的保险箱门徐徐地开了，眼前见到的是一堆从档案室借来的并盖有绝密标记的文件。在这些文件后面，整齐地叠放着一些小组合盒。多年来，我借阅过成千上万份文件，可现在我是最后一次干这种工作了。以往在这里，每天都有无数的例行报告围绕着我，诸如计算机工作特遣队的最新报告、临时情报研究处的最新分析等等。对所有的文件都必须有个答复，要作这些答复，我感到无能为力。俄国外交官的文件已由一个年青的官员送到我这里来了。我认不认识这个人？不能肯定。这是一起多年来一直尚未查明的双重间谍案件。我对此有什么设想？也不能肯定。刚进安全局时，你会发现每一起案件都各有不同，可是当你离开安全局时，这些案件看上去却是千篇一律的。我小心翼翼地签署着文件，并把它们一件一件地归顺，好让我的秘书送回档案室。

    午饭以后，我开始整理那些保存在组合盒子里的材料。我把这些盒子一个一个地拿出来。第一个盒子里保存著有关麦克风和无线电接收器的详细技术性能指标材料，这还是我在五十年代时保留下来的东西。那时我是军情五处的第一个搞科学技术的官员。我把这些文件进行了整理，并送到技术处去了。一小时以后，技术处的处长来了。他是来向我表示谢意的。他是一个道地的现代派政府机构的科学家：整洁，谨小慎微，一味地追逐金钱。

    “我保留的都是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我说，“我没有想到你还要派它们的用场。现在都用人造卫星了，不是吗？”

    “哦，不，”他回答说，“我只是喜欢随便看看。”他有些尴尬。我和他并没有真正地相处过。我们来自不同的世界，我只是个“万金油”式的官员，一个来自战争的、障碍重重的凑合者，而他是一个军需品承包商。我们握过手以后，我又回去整理保险箱里的东西了。

    剩下的盒子里，保存着我一九六四年进入反间谍总部以后的文件。那时正是在英国情报部门抓间谍的最高峰时期。那些手稿和打印的外交备忘录里，密密麻麻地记录着间谍的普遍流动情况——嫌疑分子名单、起诉的细节、背叛者名单以及最后的裁决定论。这些文件没完没了，虎头蛇尾，字里行间留下了与我的谍报生涯有关的种种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