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果夫就是这样获取情报的。他们这么干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先生。他们自己的人四处走动，获得了许多记录。他们只需用这些记录来对照我们信号的方位，便可以得到许多东西。基本上来说，他们肯定始终知道我们在什么时候跟踪他们。”

    我对他说，我不止一次地催促通讯总部进行一项试验，彻底调查俄国大使馆里是否有接收机针对我们的监视通讯进行工作。

    “先生，恐怕通讯总部觉得干这种工作太微不足道了。”

    霍利斯哼了一声。

    “彼得，你能做这项工作吗？”

    “当然，我想我是能做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设法捕捉到接收机发出的射线。”

    原理很简单，每个无线电装置都有一个振荡器，它把输入信号“压进”一种更容易滤波的固定频率里去。振荡器工作时总要发出声波，就是这些声波射线暴露了接收机的存在。

    “先生，当然你是知道的，这是‘信号情报’，”我说，“严格地说，我们是不被允许插手这样的事的。如果通讯总部发现了，他们可就要揪住我的小辫子去请功的……”

    霍利斯向前俯着，若有所思，他用双手捂着脸。屋子里一阵可怕的沉寂。

    “当然，如果我们让他们也参与，那就得把蒂斯勒送来的情报让他们也知道。”他最后说。这在白厅里要产生分工上的纠纷，霍利斯是十分清楚的。

    “我总是要试一下的，”我大胆地说，“如果切尔特南方面发现了，你能为我撑腰才行。这样我们可以在几个月内设法搞清蒂斯勒所说的那个人。如果让通讯总部去干，那得花一年时间或更多的时间才能作出安排。”

    霍利斯开始把档案归拢成一堆。

    “我认为这是最好的行动方案，”他说，“随时和我保持联系，好吗？”

    他直愣愣地看着我。

    “彼得，你当然明白这对安全局是一种多么可怕的事，不是吗？我的意思是，如果是真的话，除了对华盛顿有影响以外，我们过去所做的大量的工作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包括我自己所做的工作也前功尽弃了。”我辛酸地想，同时我为自己没能在监视队通讯问题上进一步敦促通讯总部采取行动而大为恼火。

    我回到办公室后，立即与考特尼·扬取得了联系，让他把现有的情报送来，并详细说明俄国人战后在伦敦购置或运入英国境内的电子设备的种类。

    研究了这些报告后，我对俄国人在使馆内使用的接收机的范围及种类进行了准确的构思。我计算出了他们振荡器发出的射线的范围约是200码左右。我们的固定观察站在这个范围以外，无法采取行动，A处一直忙了好长一段时间来研制一种能使无线电波穿透的流动车，其车皮是塑料的。我催着温特博恩尽快完成这项工作。两星期之内，流动车就装配好了，里面有电源和两台接收机，一台用来捕捉俄国人的振荡器发出的射线，另一台则用来加强与A处四科的频率的联系。

    一九五八年三月的一天，我的助手托尼·塞尔和我第一次开着这辆流动车出去。我们得到允许把它开到肯辛顿公园俄国大使馆的前面，装着到它附近的一所房子去送东西的样子。我们坐在车里，手指交叉着，头戴着耳机，等候着放大器里发出的哪怕是极轻微的声音。我们来回兜了两次，都没有任何动静，只有静电干扰声。我们又开到贝斯沃特路俄国领事馆前面，打算从那里穿过。快到五号楼时，突然听到了微弱的信号声。我转动着接收机的旋钮，听到一阵尖叫，我想肯定是碰到了对方振荡器的频率了。我们驶过前门时，把车速放慢了，信号声音立即增大，当我们驶过领事馆向大理石拱门开去时，信号声逐渐减弱并消失。大使馆里肯定也有接收机在工作，但是不是对准监视队的频率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