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自言自语地说，“这个人显然精神不健全。波兰的事情也真稀奇古怪。这种事情要是上了报的话……”

    他挥了挥手让我离开。

    不到一个小时，格雷戈里·史蒂文斯就被解职了。他和琼斯在一起呆了十分钟，然后汤姆·罗伯茨把他带到了莱肯菲尔德大楼外面的人行道上。他甚至连他的办公桌也没来得及清理。

    几天以后，阿瑟来看我。自从他到军情六处后，我们难得见面。他老了，看上去精力大不如以前，但仍不能忘怀过去的事情。他想要了解史蒂文斯的事情，他们过去在D处是好朋友，并且因为阿瑟比史蒂文斯年长许多，因此史蒂文斯对他几乎是怀着一种父亲般的感情。

    “你们非得要这样做吗？”他问我。

    我对他讲了关于中级间谍、撤回供词以及困扰着我们大家的种种混乱和怀疑。

    “我们还能干什么呢？”我问，“我们怎么能叫白厅去搞他们的审查，而对我们自己的问题却视而不见呢？”

    “我们大家都中邪了。”他轻声说。

    格雷戈里·史蒂文斯的离职使办公室笼罩在巨大的悲戚的阴影之中。他是个受欢迎的人，所以我不可避免地也受到了责备。除了一小部分高级官员外，没有人知道导致对史蒂文斯的调查的前因后果、怀疑军情五处高层渗透的漫长历史、布伦特的供认、“流畅”指向罗杰·霍利斯爵士的结论的可怕秘密、以及猎捕中级间谍等等。

    流言开始在局里传播，说是D处三科正在进行一种内部的审查清洗，像史蒂文斯这一类官员正是这种清洗的牺牲品，还有人把这称为盖世太保。一些年轻的职员开始在饭厅里回避我。同我的许多同事间的随便交谈也越来越少。我们这些和搞渗透问题有关的人全部受到孤立，我们被人害怕，遭人白眼。

    在军情六处，情形也差不多。在受到多年的冷落之后，六十年代中期委任了新领导人克利斯托弗·菲尔波茨负责反间谍处的工作，那正是“流畅”计划出台的时候。菲尔波茨大体上具有那种传统英国情报机构里的老派人物的形象。他是个有魅力的旧军人，喜欢喝杜松子酒，戴老式围巾和领花。他是个严于纪律的人，认为在菲尔比叛逃后，军情六处的奥吉亚斯王的牛圈需要清扫。尽管狄克·怀特尽了最大努力，军情六处还仍然处在由菲尔比、苏伊士运河、克拉布中校事件造成的创伤的恢复当中。要在机构内部重建自信心，前提是对安全工作程序和人员作一番彻底的审查。那些不能令人满意地说明他们的背景情况的人必须离开，这是国家安全的需要，怀疑最终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菲尔波茨毫无保留地支持“流畅”行动，在“世纪大厦”内部积极实施自己的审查计划。至少有八个高级官员在菲尔波茨上台后被迫辞职。比如说，有一个官员的被迫辞职，是因为他和丽棋·弗里德曼保持着长期的暧昧关系被发现，而又从来没有对局里说清此事。弗里德曼是菲尔比的第一个妻子，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就是她招募菲尔比成为苏联间谍的。另一个被迫辞职的高级官员是由于他曾在三十年代加入过共产党。还有几个曾经上过三军语言学院的高级官员，也因为无法把自己的来历交待得前后一致而决定离开。甚至尼古拉·埃利奥特也受到了审查，因为在他最后去贝鲁特索取菲尔比的供词前，他一直是菲尔比的支持者，有可能菲尔比曾设法从他那儿得到情报。但是经过长时期的审讯之后，埃利奥特向他的审讯人阿瑟·马丁证实了他的清白。

    没有一桩是真正的背叛，但是因为情报部门中正常的审查规章在那么长的时间里被弃置不用，一旦要把它付诸实施就感到突然和痛苦。他们把对军情六处内部清洗的罪名归在军情五处，特别是归在像帕特里克·斯图尔特和我这样的人头上，许多人觉得军情五处借了菲尔比叛逃事件来算旧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