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审查了潘可夫斯基的案子以后，我在军情六处的某些部门内就不受欢迎了。然而真正使我和军情六处那班老将结下不解之仇的还是埃利斯的案子，而这冤仇恰好是我获得成就的标志。

    同菲尔比案件一样，埃利斯案件在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之间造成了长时间的摩擦。它一开始是由伯吉斯、麦克莱恩的叛逃引起的。当时军情五处着手重新分析由叛逃者沃尔特·克里维茨基提供的情报。克里维茨基的情报中有关于一个住在巴黎、名字叫弗拉基米尔·冯·彼得洛夫的白俄流亡分子的一系列情况。克里维茨基宣称：彼得洛夫在战前曾是格鲁乌第四局的一个重要的谍报人员，在英国和德国都有可靠的情报来源。他在这两个国家活动，并作为双重间谍同时为德国和俄国服务。

    军情五处对找出谁是那些情报的供应者产生了兴趣。因此，他们研究了冯·彼得洛夫的档案，并发现了一些战争结束时德国情报局官员所作的一些情况汇报。德国情报局官员证实了彼得洛夫作为他们的间谍受着他们的管辖，虽然他们并不知道彼得洛夫也同样为俄国人工作。有几份报告提到冯·彼得洛夫在英国情报机关里有个内线，此人得到我们的作战指令及重大行动的细节，如我们对连接希特勒和他驻伦敦大使里宾特洛甫的秘密电话的窃听情况。有一个德国情报局官员甚至记得彼得洛夫的那个内线的名字，他是一个叫埃利斯上尉的澳大利亚人，一个出色的语言学家，有一个俄国妻子。

    查尔斯·“迪基”·埃利斯当时是军情六处的一个高级官员，刚从军情六处远东事务负责人升任为负责南美和北美所有行动的主管。他在二十年代加入军情六处，当时，他以巴黎为基地，负责在白俄流亡者中招募间谍。就在这期间，他招募了一个和彼得洛夫接近的间谍。

    战前的白俄流亡者社会是一帮靠不住的保皇党人聚成的乌合之众。当军情五处提出对埃利斯的怀疑时，军情六处否定了他是个间谍的任何可能性。他们坚持说更有可能是彼得洛夫为埃利斯工作而不是相反，彼得洛夫为保护他自己而撒谎。无论如何，埃利斯是自愿选择提前退休并打算返回澳大利亚去的。由于对菲尔比的怀疑逐渐增多，军情五处和六处之间的关系已紧张到濒于破裂。新任军情五处局长的狄克·怀特，为了不再激化这种紧张关系，同意搁置埃利斯案件。于是这个案子就放在了档案室变霉，直到我接手D处三科的工作为止。

    在菲尔波茨当上了反间谍处的头之后，我以一个“流畅”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跑去找他，问他是否打算支持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联合调查埃利斯案件，以使此案最终了结。他去找了怀特，怀特表示同意。于是，我就和军情六处反间谍处的一个名叫邦尼·潘切夫的年轻反间谍官员一道开始工作。

    埃利斯一案中的真正困难，是要想法确定他是为德国人工作还是为俄国人工作，或者是同时为两国工作。早些时候，当我们追踪战前窃听希特勒同里宾特洛甫之间通话行动的记录时，我们证实了德国情报局官员所叙述的故事。当时负责整理窃听记录的官员就是埃利斯。问题是他在向彼得洛夫提供情报时，是否知道他是一个俄国间谍，还是以为他只是为德国人工作。

    最初使我确信埃利斯始终是个俄国间谍的，是德国情报局官员分发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谈到了彼得洛夫在英国情报机构里的内线是埃利斯上尉。这份报告照常规送给了反间谍处的金·菲尔比。他在页边的空白处草草地写下：“这个埃利斯是谁？NFA。”意思是“到此为止”，然后把它埋进了档案夹。当时埃利斯的办公室在走廊上和他只相隔几个门。依我看，一向目光锐利的菲尔比发生这样的疏忽，是最值得怀疑的。

    在菲尔比和埃利斯的工作经历之间存在着许多有趣的联系，这只是其中的一例。在菲尔比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