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或许吧。”法格斯在黑暗中笑着说，“一位法国诗人认为摄影是蹩脚画家的避风港。我想，以他那年代而言他说得有道理……但不可否认的是，摄影可以在分秒内看到一般人无论多仔细看也注意不到的东西。包括画家。”

    “三十年来您都那样认为吗？”

    “没那么久。很久以前我就不那样想了。”

    “那就是您为什么重拾画笔的原因？”

    “没那么快，也没那么简单。”

    香烟的火光在黑暗中再度燃起。“那和战争有什么关系？”马克维奇问，“摄影或绘画仍有其他更不费力的表现手法啊。”法格斯简略地回答：“这跟一趟旅程有关。”他解释道，孩提时代，他曾在一张临摹画前度过许多时光，最后他决定到画中一游，说得更恰当些，到画中的场景里一游。那幅画是布勒哲尔的《死亡的胜利》（El triue)。

    “我知道那幅画。就在您那本《临死者》里，书名有点做作，如果您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

    “我不介意。”

    “尽管如此，”马克维奇接着说，“您那本摄影集还是颇有意思，有创意，也发人深省。相片里，人们好像事不关己地观看挂在博物馆的所有战争画作。人们彻底的错误被您用相机捕捉到了。”

    法格斯判定，这个曾是技师的克罗地亚人一点都不笨，而且相当聪明。

    “有死亡，”法格斯喃喃地说，“就有希望。”

    “是另一句引文？”

    “是个不好笑的笑话。”

    的确不好笑。那是奥薇朵说的笑话。圣诞节期间某天，在齐奥塞斯库［2］的秘密警察执行大屠杀以及街上爆发革命之后，她在布加勒斯特说出那句话。法格斯和她开着租来的车子从匈牙利穿过边境，发狂似的翻越喀尔巴阡山，他们轮流开了二十八个小时的车，后来在冰冻的公路上打滑，公路两旁经常出现拿着猎枪自卫的农民，他们有的用拖拉机封锁桥梁，有的则像西部电影里那样，从峭壁高处看着他们穿越公路。两三天后，当死者家属用挖土机在冰冻的墓园土地上挖洞时，法格斯观察到奥薇朵以谨慎的猎人步伐，在覆雪的十字架和墓碑之间移动，拍下用纸箱做成的简陋棺材、一排露出墓穴的尸体脚掌，以及掘墓人堆放在黑色冻土上的铁锹。一位身着丧服的可怜女人跪在一个刚铺上土的墓穴前，闭着眼低声哼唱着像祈祷文的歌。奥薇朵转身询问她的罗马尼亚翻译，“你现在住在阴暗的房子里了……”翻译说，“女人在为过世的儿子祷告。”那时法格斯看到奥薇朵慢慢地点头，一只手拂去头发和脸上的雪片后，拍下那女人的背影，一团落在溅着白雪的黑土堆上的黑色剪影。随后奥薇朵将照相机垂放胸前，看着法格斯，然后喃喃说道：有死亡，就有希望。说那句话时，她心不在焉地笑着，几近于残酷。他从未看过她那样笑。

    “或许您说的没错。”马克维奇承认，“仔细想想，世界已不再想到死亡了。要是我们相信自己不会死，反而会让我们变得脆弱，而且变得更恶劣。”

    法格斯首度对眼前这位奇怪的访客产生一丝兴趣。这也让他有些不安。他并非对访客的故事有兴趣，那些故事和他一辈子所拍摄的一切大同小异；他有兴趣的是那个人本身。有好一会儿，某种特殊的亲切感在那个氛围里飘荡着。

    “真奇怪！”马克维奇继续说，“《死亡的胜利》是您书中唯一无关战争的画作。主题是最后的审判，我想。”

    “对。但是您弄错了。布勒哲尔画的是最后一场战争。”

    “啊！当然。我没想到。那些骷髅就像军队，还有远处的战火，甚至还有处决。”

    一抹淡黄色月光微露在窗上，拱顶的矩形窗户染上一片深蓝。月光勾勒出塔内杂物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