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实在过于狭窄，使我们无法忍受，大家决定要把它加宽，说干就干，我们用小刀在煤层里刨挖，然后把挖下的煤块扔到水里。

    因为我们的脚下已经有着吃得住劲的立足点，加宽平台的工作并不太难；在挖掉了很多煤块以后，我们的监牢加宽了。

    当我们能够伸着腿平躺下去，再也用不着悬腿坐着的时候，我们肢体上的痛苦大大缓解了。

    虽然卡洛利的大圆面包每次都是按最小分量分到卡洛利和我的手里的，但我们两个人都已亲眼看着它分完。而且，那最后剩下的一块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分到我们手里的，那就是：当老夫子最后一次给我们分面包的时候，从几个挖煤工的眼神里，可以明显地看出，如果下一次再分的时候还依旧没有他们的份儿，那他们是决不会再容忍下去了，幸好往后已经没有面包可分了。

    这样一来，大家再也没有话好说了。

    开始被困的时候，我们的话多极了，时间越长，我们变得越不爱说话，说话的内容也越来越简单，永远都是围绕着这两个问题：人们用什么办法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被关在这里有多久了？

    但是，连这两个问题，人们也已经感到冷漠了。如果我们中间有谁说了自己的看法，别人未必就会有反应；即使有，也只是简单的三言两语。哪怕有谁在一天之内对自己提出的看法颠三倒四地作几次一百八十度的大改变，也决不会引起别人的恼怒或认真的反驳。

    “好吧，看看吧。”

    我们困在这里已经有两天或者六天？这只有到了我们获救的时刻才会知道。但这一时刻会到来吗？我很怀疑。

    再说，也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怀疑，有时我的伙伴们偶然流露出一些想法，这些想法证实他们同我一样，也是满腹疑虑。

    “如果我死在这里，”贝关乌说，“公司会给我的老婆和孩子一笔抚恤金，他们至少用不着再去要饭，依我看，这也死得安心了。”

    当然，老夫子作为众人之首，他自认为不仅要保护我们不遭灾难，还要拯救我们于自我绝望之中。所以一旦我们当中有谁表现出自暴自弃，他便马上用好言去宽慰他。

    “你和我们一样，都不会死在这里的。吊桶在工作，水正在退下去。”

    “哪儿的水在退？”

    “井下的水。”

    “那巷道里的水呢？”

    “也会退的，但必须等待。”

    “您说，贝关乌，”这个插话的人是卡洛利，他对于说反话是从不失时机的，而且反应得特别快，“如果这个公司象老夫子从前的那个一样破产了呢？那您的老婆就要被人偷走了。”

    “少废话，白痴！公司富得很。”

    “公司有了矿井才有钱！可现在，哈哈，矿井淹在水里了。不过，我嘛，我倒宁可在外面而不愿意困在这里。”

    “你是说？”

    “谁叫这些经理先生和工程师先生平时都那么神气？现在正好教训教训他们。我巴不得工程师先生也在井下，那才有趣哩，不是吗？‘工程师先生，您是不是该带上一个罗盘呢？’”

    “就算工程师也在下面，你这个白痴也还不是照样要憋死在这里，我们也一样。”

    “啊，你们这些人，告诉你们，我不过拿工程师开开玩笑，你们用不着不好意思。我嘛，我还有别的事等着要干哩，谁能帮个忙去晒晒我的栗子呢？我想劳驾请工程师上去帮这个忙，‘向您致敬，工程师先生！’”

    老夫子的感情本来就是深藏不露的，卡洛利这个人，他对什么事都不大在乎，现在除了他们这两个人，在我们其余的人的嘴巴里，你不会再听到脱险或得救这样的字眼，因为从我们内心深处涌出来的那些话，几乎句句都带上“死亡”和“被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