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一般未能沿用南方各地红军的那种通过暴动创造红军的方法，而是采用红军的创造与工农运动的开展同时并举的方式。但这种方式直至1931年9月“倒水湾整编”前后才逐渐被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所认识和掌握。

    二 “三道川事件”和“早胜事件”：用“兵运”工作方式创造西北红军斗争的失败

    （一）“三道川事件”，第一次建军行动的失败

    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以及西北地区的其他一系列起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影响、争取和掌握的武装力量基本上损失殆尽。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创造红军，仍然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难题。对此，刘志丹、谢子长等也并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他们因而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艰苦探索。

    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化装潜入西安，向陕西省委作了汇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派他回到家乡陕北，担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继续开展“兵运”工作。他先回家乡保安建立了该县第一个党支部，并利用师生、同学等社会关系在该县教育局当了一段“督学”，把一批起义后失散的共产党员安排到各学校，保存革命骨干。安顿就绪后，刘志丹来到中共陕北特委的驻地榆林。与此同时，谢子长也在渭华起义失败后被陕西省委派到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任委员。

    1929年初，在刘志丹的推动下，中共陕北特委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刘志丹和谢子长分别向会议传达了陕西省委关于开展“兵运”斗争的指示，提出利用陕甘宁各地军阀扩充势力的机会，动员党团员和革命青年打入军阀部队，争取动员群众，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做上层工作，争取掌握兵权，准备再次起义，创建红军，当时的陕北特委书记杨国栋慑于白色恐怖的危险，反对开展“兵运”斗争，他以保存力量为借口，要党员都隐蔽起来停止活动。刘志丹批评和反对了这种右倾思想。会议最后采纳了刘志丹和谢子长的主张，决定派一批党团员和革命同志打入军阀部队，从事“兵运”工作，创造红军部队。

    用“兵运”工作的方式来创造红军，这是刘志丹、谢子长对暴动方式创造红军思路的发展和变通。既然现实条件不可能也不允许进行起义，那么积极创造条件，准备各种条件来进行起义，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因此，这种选择的基础和前提仍然是暴动创造红军。“兵运”工作是暴动的准备，而暴动是“兵运”的结果。军阀部队由于没有受过工农运动的影响，因而无法直接用暴动的方式分化出红军的成份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采取打入军阀内部，争取和发展士兵，使其受到民主的革命影响，才能做到进而举行起义，达到创造红军的目的。因此，用“兵运”工作的方式创造红军，这是当时刘志丹、谢子长在暴动失败后，探索的新的创造红军的思想。他们为此而进行了长达三年的不懈努力，历经险恶，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值得注意的是，刘志丹、谢子长在1929年陕北特委扩大会议上还不约而同提出了开展“匪运”即通过改造绿林武装来创造红军的构思。此后在开展“兵运”工作过程中，他们始终注意着这个问题。刘志丹认为，在陕甘边界的子午岭和陕西黄龙山里，有很多绿林武装，其中不少人出身贫苦，由于受不了封建剥削压迫，生活无着落才被迫铤而走险、上山为匪的。这些绿林武装与豪强地主阶级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只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改造，他们就有可能走上革命道路。这种构思在开始时是作为“兵运”的补充提出来的，但是后来随着“兵运”工作的屡屡受挫，改造绿林武装的方式终于成为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创造西北红军的主要方式。

    1929年春，刘志丹回到家乡保安，在当地党组织配合下，利用关系激化了保安县民团团总路仰之与政界的矛盾，挤走路仰之，当上了保安县民团团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