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绥德东南和吴堡南区。当时，陕北游击战争遍布十一个县，逐渐形成了安清、绥米佳吴和神府三个小块游击根据地。1934年5月，敌八十六师向陕北各游击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敌人以连、排为单位分进合击各游击根据地，进行烧杀、抢劫和破坏村庄活动。为粉碎敌军的“围剿”，7月8日，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县杨道峁正式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下辖第一支队（支队长谢绍安，政委贺晋年兼）、第二支队（支队长白雪山，政委马万里）、第三支队（支队长高郎亭，后杨文模、王达成）、第四支队（支队长薛五锁，政委马佩勋）、第五支队（支队长崔镇冉，政委王子文）共300余人。7月17日，陕北红军游击队一、二、五支队在谢子长指挥下第一次攻克安定县城，打开监狱，救出了被捕的党员和群众。这次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陕北人民的革命斗志，扩大了红军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陕北游击战争的开展。此时，陕北国民党军八十六师井岳秀部配合地方民团向安定、绥德、清涧中心的陕北游击根据地的“围剿”更加猛烈。在当时情况下，由于敌我力量众寡悬殊，单凭陕北红军游击队的力量无法粉碎敌军的进攻。于是，在7月23日，谢子长率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二、五支队100余人来到南梁，同红四十二师党委、陕甘边特委共商破敌大计。

    7月28日，陕甘边特委、红四十二师党委与陕北特委、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南梁阎洼子村召开了联席会议，史称“阎洼子会议”。陕甘边特委书记张秀山、特委组织部长张邦英、军委书记刘志丹、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杨琪、政委惠子俊，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政委高岗及连以上干部与谢子长、郭洪涛、贺晋年及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各支队干部共30余人，参加了会议。

    谢子长主持这次会议。会上，谢子长以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的身份，传达了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这两封指示信对红二十六军进行了莫须有的批评，并给红二十六军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等五顶大帽子。对这两封信的不切实际的批评，郭洪涛表示“坚决拥护”，还说，红二十六军是一贯的“窜森林主义”，把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在杜衡“左”倾冒险主义的强迫命令下被迫南下的失败，说成是刘志丹“右倾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会上，在“左”倾错误倾向的无端指责面前，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杨森等陕甘边党和红军的领导干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严肃认真地总结了陕甘边的工作，又坚持丁以南梁为中心逐步扩大苏区的正确主张。杨森还向会议汇报了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扩大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情况。谢子长对杨森代表陕甘边党和红军所作的关于党政军建设的汇报以及今后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建议，表示赞同。

    这次会议决定：1、撤消高岗的红四十二师政委职务，由谢子长兼任红四十二师政委；2、派红二十六军主力第三团由谢子长率领去陕北，与陕北游击队配合作战，共同粉碎敌人对陕北第一次“围剿”。并调拨100支步枪和数百块银元支援陕北游击战争。

    阎洼子会议通过深入讨论分析陕甘边和陕北的革命斗争形势，第一次使陕甘边根据地与陕北游击区采取了互相配合和协调作战的正确方针。但是，阎洼子会议对红二十六军的无端指责是非常错误的，其实质就是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在陕甘边苏区的反映。由于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顶着巨大的压力，坚持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排除了“左”倾错误的干扰，从而保证了陕甘边党和红军及根据地建设的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