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1月30日，陕北苏区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在安定县白庙岔正式成立，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下辖三个团，共1000余人。另外地方红军游击队还有约1000余人的兵力，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合计共有2000余人的兵力。

    当时，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的反“围剿”作战是有许多有利条件的。

    一是陕甘边红二十六军成立两年来，经历大小战斗数百次，积累了丰富的反“围剿”作战经验，红二十六军已具有一次歼敌一个团规模的作战能力。红二十七军也在战斗中成长起来，发展成为一支能打硬仗的红军部队；

    二是陕甘边和陕北苏区地域辽阔，红军回旋余地大，加之地方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坚持各地的斗争，主力红军不用分兵固守，大大增强了主力红军的机动作战能力；

    三是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群众条件好，群众在地方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坚壁清野，封锁消息，敌人进入苏区后，立即陷入人民战争的火海之中，耳目失灵，饥渴交加，处处受到游击队和赤卫军的袭扰，行动十分困难。

    四是陕甘边和陕北苏区山大沟深，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敌军大兵团作战困难；五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党和红军领导人，从实际出发摆脱和抵制“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从根本上保证了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的制定和贯彻。

    但是，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反“围剿”作战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和不利条件。

    第一，敌我力量众寡悬殊。两块苏区红军主力部队不到4000人，名义上红军是两个军，两个师，实际上没有军的领导机构。与敌军相比，在兵力上和装备上，敌人占明显的优势，红军仅及敌军兵力的十分之一。

    第二，陕甘边和陕北苏区被敌军分割包围。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还没有完全连成一片，各根据地之间也被敌军点线封锁割裂，不能完全畅通，互相支援不便，与敌周旋范围受到限制；

    第三，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未形成统一的领导机构。在反“围剿”战争开始前，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存在着两个领导体系。陕甘边苏区党和红军属陕西省委领导，陕北苏区则受中央驻北方代表领导。正如1935年1月31日《陕甘边红二十六文件》中所说的那样：“在陕北各县有陕北特委，在陕甘边有陕甘边特委，此两特委，谁领导谁，不清楚，关系不密切”①这种情况不利于反“围剿”的统一行动和统一部署。

    第四，红军主力未形成攻坚作战能力。当时，敌军驻守在城镇和重要交通据点，修筑碉堡、工事，加固阵地，步步为营，红军没有强大的炮兵、工兵等重武器装备的部队，缺乏攻坚作战的经验，尚不能强攻敌军重兵防守的城镇。

    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反“围剿”战争的准备工作的开展，迫切要求统一两块苏区的领导。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员黄翰来到陕北苏区视察工作，根据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革命斗争的客观要求，黄翰代表北方局作了三点指示：

    一是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以八十四师为骨干，并任命杨琪为师长，张达志为政委；

    二是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陕北和陕甘边两块苏区的武装斗争；

    三是积极做好准备，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

    黄翰的上述指示为统一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党和红军的领导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周家崄会议的召开，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成立

    根据中共北方局特派员黄翰的指示精神，北方局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同志在伤势恶化的情况下，邀请陕甘边特委的负责人和陕北特委的负责人召开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