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会议，商讨两苏区共同反对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大计。

    1935年1月上旬，在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和庆阳游击队、陕甘游击队五、六支队的护送下，刘志丹离开南梁，前往陕北，同在安定县①水晶沟养伤的谢子长，商谈了反“围剿”的方针和加强陕甘边、陕北两个根据地统一指挥、统一领导等问题。经过商讨，刘志丹和谢子长在以下几点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一是成立西北工委，统一陕甘边和陕北两苏区的领导；二是成立西北军委，统一领导和指挥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及陕甘边和陕北两苏区的各地方红军游击队；三是在反“围剿”作战部署上，集中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的主力兵团形成拳头，在运动中歼灭敌军营、团规模的部队。各地方红军游击队在根据地围困敌人的据点，限制敌人外出抢劫烧杀，骚扰群众，并逐步向外发展，扩大苏区，四是以敌八十四师为主要打击对象，因为该敌与敌八十六师有矛盾，所驻守的城镇、据点处于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包围之中，加之装备优良，但人地不熟，战斗力不强，正好作为红军选择的打击对象；五是高举反帝抗日旗帜，开展争取瓦解敌军的工作；六是土地革命的方法上必须根据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刘志丹、谢子长两位领导人共同商讨的意见，为周家崄会议的召开作了必要的准备。

    1935年2月5日，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的周家崄召开联席会议，史称“周家崄会议。”会议深入讨论统一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党政军领导和制定第二次反“围剿”作战方针问题。谢子长因伤势严重，没有出席会议，刘志丹传达了他和谢子长共同商讨的意见。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惠子俊任书记，习仲勋、崔田夫、张秀山、马明方、刘志丹、郭洪涛、杨森、张达志、杨琪、霍维德、高岗等任执行委员，崔田夫任组织部长，张秀山任宣传部长，郭洪涛任秘书长。中共西北工委成立后，原陕北特委遂即撤消，原陕北特委所领导的各县委，改由西北工委直接领导。陕甘边特委仍然保留，继续领导陕甘边各县委的工作。

    会议同时决定成立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两个根据地红军和游击队的反“围剿”作战。选举谢子长为西北军委主席（因谢子长伤重未到任，实际上由刘志丹同志负责全盘工作），①刘志丹为副主席，谢子长、刘志丹、杨森、杨琪、张秀山、张达志、王世泰、贺晋年、刘范、马义（原名白炳炘）、高岗等为委员。②

    周家崄会议经过认真讨论，通过了刘志丹、谢子长提出的关于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作战方针和战略战术原则的建议，通过了土地革命的政策和策略、抗日反帝工作政策和策略方针等等。统一了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行动。周家睑会议作出的上述决定是非常正确的，它使红军主力形成了拳头，从组织上统一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党的领导工作和红军指挥工作，对后来粉碎敌人的大规模“围剿”和土地革命蓬勃的深入开展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的组建和反“围剿”动员令的发布

    西北军委根据周家崄会议精神，确定集中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主力，组建西北红军主力兵团，集中兵力打击和消灭敌八十四师高桂滋部，打通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联系，使两个根据地联成一片。

    按照这一计划，2月18日，刘志丹起草并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动员令》（简称《反“围剿”动员令》）和调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主力北上陕北作战的命令。

    《反“围剿”动员令》首先分析了反“围剿”战争的形势，指出了为粉碎敌人的大规模的“围剿”，红军必须集中主力首先打击被根据地包围的敌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对其他敌军暂时采用地方红军游击队袭扰、牵制的策略，并在敌人后方组织群众